关于举行全国各县市队足球争霸赛（拉动内需消费），解散现有国家男子足球队的建议！

莫要漠视民生

中国足球现状应该如何改变？

来源：迪爸看世界 2023-04-03 14:01 广西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2133744951518161

中国足球一直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要改变现状需要综合多方面的努力和改革。本人看来必须做出以下改变才能改善中国足球的现状（奇思妙想，不喜勿喷）：

一、提高足球基础设施和人才培养体系：

加强青少年足球训练，增加足球训练场地，提升教练水平，优化训练方案。建设现代化足球训练中心，引进先进的训练设备和技术，为职业球员和潜力球员提供更好的培训和发展环境。鼓励学校、社区和企业投资足球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足球场地和设施，提高足球场馆使用率。引进海外优秀教练和技术人才，为中国足球提供更多优秀教练资源和技术支持。加强足球人才的国际化培养，鼓励年轻球员到国外俱乐部进行交流和训练。

二、加大对足球的投入和支持：

政府加大对足球的资金支持，提高足球发展的政策倾斜和扶持力度。企业加大对足球的赞助和投资，建立足球联赛和俱乐部的商业模式，提升足球的市场化程度。社会力量鼓励足球公益事业，组织足球比赛和活动，为足球爱好者提供更多机会和平台。

三、加强足球文化建设：

推广足球文化，提高全民足球意识和足球热情，鼓励更多人参与足球运动。加强足球教育和宣传，提高足球文化和素养，为足球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举办各种足球活动和比赛，促进足球文化交流和传承。

四、加强足球组织和管理：

优化足球组织和管理结构，完善足球竞赛和裁判体系，提高足球管理的科学化和专业化水平。加强反腐倡廉，提高足球管理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减少不公平竞争和舞弊现象的发生。建立足球俱乐部的规范化运营和管理模式，促进俱乐部长期稳定发展。

五、加强国际交流与竞争：

加强与其他国家足球协会的交流和合作，学习借鉴其他国家足球发展经验和管理模式。提高国际足球赛事的参赛水平，积极参加国际足球赛事，提高中国足球在世界足球舞台上的竞争力。引进和培养国外优秀球员和教练，提高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和竞争力。举办国际足球比赛和交流活动，增进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足球文化交流和合作。

莫要漠视民生

中国男足的未来需要怎样的全方位改革？

来源：搜狐网 2024-07-29 07:40  薛利红 发布于：广东省 https://sports.sohu.com/a/796860103_121910931

中国男足的未来发展并非依赖于个别人物，而是需要多方综合因素的协同作用。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青训体系改革：建立科学、系统且长期的青训体系至关重要。这涵盖从基层选拔有潜力的年轻球员，为其提供高水平的训练和比赛机会，并培养他们对足球的热爱与专注。

教练团队与战术理念：引入具有国际视野和成功执教经验的教练团队，传授先进的足球理念和技术，结合中国球员的特点制定适合的战术体系。

联赛发展：提升国内联赛的职业化和规范化水平，增强其竞争力，吸引更多优秀国内外球员加盟，为中国男足输送更多高水平的国脚。

足球文化与氛围：营造积极向上的足球文化，加强民众对足球的热爱与支持，提高足球运动的普及率，为青少年提供更多参与机会。

政策与资金投入：政府和社会应加大对足球事业的投资，制定有利于足球发展的政策，为足球运动的进步提供坚实支持。

球员个人素质：球员需要不断提升技术、体能、心理等各方面的素质，保持对足球的热爱和专注，为国家队贡献实力。

因此，中国男足未来的发展需要各方共同努力，而非寄望于个别人物的改变。只有全社会的共同奋斗和持续投入，中国男足才有可能实现长足的进步和成就。

对于中国足球是否需要“救世主”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对其现状、挑战及发展方向的深刻理解。

首先，任何体育运动的发展都是长期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依赖某一“救世主”的出现来彻底改变。中国足球亦是如此，其进步需要政府、社会、俱乐部、教练、球员及广大球迷的共同努力和持续投入。

然而，从另一角度看，中国足球确实面临严峻挑战，如青训不足、联赛水平待提高及国际竞争力不足等。这些问题不会短时间内轻易解决，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和长期努力逐步改善。

在这过程中，虽不能说中国足球“真的需要救世主”，但确实需要有远见、勇于担当、能引领其朝正确方向发展的领导者和推动者。这些人可能是政策制定者、俱乐部管理者、教练、球员或足球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需具备扎实的专业素养、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敢于创新、勇于实践。

同时，我们也需认识到，中国足球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协同配合。只有政府、社会、俱乐部、教练、球员及广大球迷齐心协力、共同奋斗，中国足球才有可能迎来真正的春天。

因此，虽不能说中国足球“真的需要救世主”，但我们确实需要有能力、有担当的人引领其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莫要漠视民生

问题出在哪里？国足该怎么改？听听前国脚们怎么说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2024-09-06 21:1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9452394544904677

5日晚，中国男足在世预赛18强赛的首轮比赛中0比7惨败于日本队，这场比赛无论是比分、结果还是过程，都让人无法接受。那么，国足的问题出在哪里？他们又该怎么改进？前国脚们给出了一些反馈。
范志毅：“这比赛对面球进得太容易了，要不是这里离得远，看得我真的想跳进黄浦江。比赛中日本队两个边路的突破能力极强，把握机会能力极强，加上日本队控球型打法，中国队的压力真的很大。从内心来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给中国队鼓劲。你说打防反，我们的点在哪？你说压出去，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我都谈不上。现在比赛已经结束，我们所有人都要往前看，正视差距并且找到欠缺的点，一个一个解决才是我们未来一直要做的事情。”

汪嵩：“国足的一场惨败、错在球员吗？显然不是。此刻是应该推翻一些陈旧东西了，阵痛之后，不真正去学习足球强国先进东西，不彻底改革中国足球和教育相结合的体系，那中国足球的未来依然是没有未来！”
张辛昕：“比赛踢崩了，我看了好多视频，大家说什么的都有。说教练不行、比赛阵型不对、防守位置错误、低级失误、拼劲不足、没有血性，我觉得大家说得都很对。比赛踢成这个样就是要挨骂，但肯定不是一个人的事。要正视差距，不光在国家队层面水平有差距，从学校到每个年龄段职业队的建设，都有很大差距。”
日本前国脚金田喜稔：“中国队起初以4后卫阵型应战，下半场改为5后卫，试图通过加强中路防守寻找进攻机会，但整体配合明显不足，攻击手段也只是单一的长传，几乎没有有效的进攻。原本以为会看到更多精心策划的战术，但最终什么都没有展现出来。老实说，感觉就像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日本队在领先后的攻势一度稍显停滞，但中国队的威胁却完全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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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重新出发：敢问踢向何方？“球”在自己脚下

来源：上观新闻 2024-03-29 06:40 作者：人民日报评论微信公号 https://www.jfdaily.com/staticsg/res/html/web/newsDetail.html?id=732015&sid=11

3月28日，中国足球协会发布通告，拟面向全国公开聘请足球社会监督员。聘请范围包括全国新闻媒体、球迷组织，以及足球职业联赛赛区所在城市的纪检监察部门代表、人大和政协代表，职责包括“参加足球职业联赛、青少年比赛、裁判员选派等活动的监督工作”“对足球行业从业人员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履职尽责等情况进行监督”等，引发热议。

几乎同期，中国足协原主席陈戌源受贿案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司法审判铲除过往黑幕，制度创新强化透明公开，中国足球似乎正站上新的起跑线。好制度落地执行，既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也广泛凝聚智慧力量，对共同营造中国足球发展良好生态、推动中国足球向好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当前，足球的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管理体系、人才体系、训练体系、竞赛体系、保障体系……每个方面都有短板要补，都有大量工作要做。近日召开的全国体育系统足球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把发展振兴足球作为建设体育强国的战略性工程来抓，坚决打赢足球改革攻坚战持久战。攻坚战持久战，意味着需要稳扎稳打、久久为功，但也必须下真功夫、硬功夫，采取更有力有效的改革举措。对关心中国足球发展的人来说，期待始终是：哪怕重新出发、磕磕碰碰，去改革去探索，也不要逡巡不前、原地踏步，甚至走回老路。

中国足球的未来，说到底还是在青少年。不少人问，我们这么大人口基数，为什么选不出踢足球的好苗子？须知，真正决定足球发展的，并非人口基数，而是实际参与足球这项运动的人口数量，是方便可及的足球场地和设施的数量，更是全社会的足球氛围。在这些领域，我们恰恰还有很长路要走。

近日，《中国青少年足球改革发展实施意见》印发，提出系统全面的改革举措，甚至为了扩大足球人口，强调“各级各类学校将足球作为体育课程教学和校园体育活动的重要内容，并纳入课后延时服务”。从娃娃抓起，创造更好环境，为热爱足球和有天赋的孩子提供更好条件，呵护他们的成长，保障他们的机会，才能让中国足球的人才基础更扎实、后劲更足。

开场哨声响起，中国足球重新出发，敢问踢向何方？“球”在自己脚下。

莫要漠视民生

这样“管理”，中国足球怎能好

来源：《光明日报》（ 2024年02月06日 04版）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285336

“是‘乱指挥’‘瞎折腾’，全方位混乱、塌方式腐败，让中国足球一步步沉沦！”国家队亚洲杯惨败，有球迷痛心疾首，“这是国足的耻辱，更是中国足球管理者的耻辱！”

“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偏要管”，是很多业内人士对足协的诟病。

足协到底该管什么？

在广西足协执委贾蕾仕看来，“足协的首要职责，是做好足球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如完善联赛、青训、教练、裁判等。同时，与各级足协建立高效运转、公开透明的工作体系，做好业务衔接。”也就是说，那些需要“十年磨一剑”、关乎中国足球未来的基础性建设，才是足协的“主业”。

但在现实中，足协又在做什么？

“足协过多干预职业联赛的运转，把‘应该交给市场的’紧紧抓在自己手里不放！”多位业内专家异口同声。

“在职业联赛中与俱乐部争利，主导如何‘分蛋糕’。刻意造成‘管办不分’的局面。”中国政法大学一位法学学者直指问题核心，“足协，是规则的制定者，但实际上，又充当着制度执行者的角色，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而且，只看重‘权’，却不愿承担‘责’。将自身的利益夹带其中，这样，期待它做到客观、公正，就是一句空话！”

“职业足球市场的主体应该是俱乐部，俱乐部之间形成职业联盟，进行市场运营。足协的定位，是对职业联盟进行监管，尤其是在关乎联赛的重大原则性问题上。除此之外，应该充分放权。”曾任深圳红钻足球俱乐部副董事长的王奇表示。

多位专家认为，在这种心态主导下，中国足球无形中被当成了“摇钱树”，对“金元足球”的一味追求，衍生出资本至上、唯“金主”是从的扭曲现象。

“介入太深，足协完全丧失了作为管理者的主体地位；利益绑定，将职业联赛作为自身牟利的‘摇钱树’，怎么能不屈从于市场、屈从于资本，把自己降格成了市场的附庸？”一位不愿具名的足球从业者痛心地说。

正因为唯资本是从，才衍生出那些“暗度陈仓”的肮脏交易。

在电视专题片《持续发力纵深推进》第四集中，足球领域的严重腐败被揭开了冰山一角——

收受俱乐部巨额钱财，为其通过联赛获取利益大开绿灯；

受命调查假球赌球事件时偷换概念，用所谓“调研”来敷衍，没有处理任何人，沦为不法分子的“保护伞”；

球员和教练选拔被当作谋取私利的砝码，“靠足球吃足球”大行其道；

…………

足协，还是国家队的管理者。让这样的管理者来管理，国家队能不存在问题？

那么，究竟存在哪些问题？下一篇文章，我们将继续探讨。

（作者：光明日报调研组 调研组成员：本报记者王东、杜羽、方莉、靳昊、王昊魁、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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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职业化30年：而立之年，重回原点？

来源：潮新闻 2024-01-10 10:48:21  记者 赵磊  http://zjtyol.zjol.com.cn/zhzx/202401/t20240110_26571540_ext.shtml

2024年，是中国足球职业化的第30个年头。

　　30年，共有42支球队参加中国顶级联赛，其中25家俱乐部已经解散或消失，有10家俱乐部历史超过20年，10家俱乐部夺得过联赛冠军；30年，中国足球顶级联赛共进行6152场比赛，打进16076个球，共有3493名球员出战过，其中包括1296名外援……

　　这是从1994年甲A联赛揭幕，到2023中超赛季收尾，中国足球职业化30年交出的成绩单。都说三十而立，但中国足球谈“而立”，还为时尚早。曾经我们认为会带领中国足球迈向更高台阶的人从CCTV5到了CCTV1，只不过话题从足球发展，变成了向全国人民谢罪。

　　最近，昔日的亚洲足球先生范志毅又火了，这次不是因为足球，而是凭借在《繁花》里的客串。事实上，现在的范大将军已经很少发表关于足球的言论了，因为中国足球的水平，一直没逃出过他那句“五字真言”。

　　“刮骨疗伤”后的中国足球何去何从，或许如歌里所唱：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重头再来。

　　新政“三板斧”，市场是否埋单

　　2024新年伊始，中国足协在其官网发布新政，就俱乐部易地转让、商业冠名、新赛季外援人数等问题进行调整。明确：允许俱乐部在5个赛季内对所属球队冠名；有条件接受职业俱乐部的异地迁移；中超新赛季每场比赛每队最多可有5名外援上场。

　　这堪称中国足协新年的“三板斧”。中国足协相关负责人表示，新政主要是考虑一些俱乐部的现实状况，有利于俱乐部获得更多支持和资源，为其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

　　开放冠名，是中国足协前期调研和讨论过程中，各家俱乐部反对声音相对较小的一项。三年前，时任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要求俱乐部名称去商业化，这被业界评价为矫枉过正。这次重新开放商业冠名，也给普遍遭遇生存难题的职业足球俱乐部，增加了一个重要的营收渠道。

　　新政发出当天下午，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就马不停蹄发布了招商公告，向社会公开招募新赛季球队的冠名企业或品牌，成为了第一家向社会公开招募冠名的中超俱乐部。而随后，成都蓉城等俱乐部的公告也陆续跟进。

　　“目前我们正在努力，希望关心浙江足球事业发展的企业与我们携手。”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相关负责人向潮新闻记者表示，新政的推出给了球队扩展了经营空间，让俱乐部的发展不断向好。

　　越来越国际范儿，让更多外援出现在中超联赛，也是这次改革的要点。很长一段时间，中超只允许3名外援出场，上赛季增至4人，而新政则允许5名外援上场。在行业管理部门及部分俱乐部看来，进一步放开外援名额，有益于优化俱乐部内部球员间的竞争，促进人员优胜劣汰，由此提高本土球员的竞技水平。

　　此次争议颇多的新政，还有重启俱乐部异地迁移。

　　30年来，中国职业足球有太多 “流浪球队”的记忆，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2021赛季前解散的北京人和队，其曾辗转上海、陕西、贵州等多地。上赛季就有搬迁意愿的新赛季中超“升班马”四川九牛，借助新政迁至深圳的意愿有望成行。

　　30年过去了，中国足球的职业联赛无论是从竞技水平、行业声誉和商业价值等各项指标来看，几乎均跌落谷底。足协一系列新政出台，着实有些拨乱反正的味道。但到底有多少投资人愿意去抄底和接盘，还要让时间来作答。

　　足坛反腐钟，还需常鸣

　　“在俱乐部老板的利益围猎中，有些随波逐流了。”“我想深深地向全国球迷谢罪。”“非常后悔，还是要踏踏实实走正路。”昨天，CCTV-1晚8点黄金档播出的反腐专题片《持续发力 纵深推进》第四集，专门披露了足球领域腐败案细节。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中国足球协会原党委书记杜兆才、中国足协原主席陈戌源、国足原主教练李铁在镜头前忏悔。

　　回望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三十年，反腐大戏并非当下的产物。从龚建平到南勇和谢亚龙，再到李铁和陈戌源，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反赌扫黑风暴，未能让中国的职业足球赛事迎来新生，而是在一个又一个轮回的年头中不断沉沦。

　　早在2001年10月6日，中国足坛爆发了“甲B五鼠”事件，浙江绿城0-6惨败长春亚泰。赛后时任浙江队老总的宋卫平宣布开除队内5名问题球员，同时向中国足协提交了一份“黑哨”名单。后来裁判龚建平被警方带走，一年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然而中国足球没有获得宋卫平期待的“新生”，而是在龚建平锒铛入狱后草草收场。

　　2009年8月，公安部亦曾设立“反赌扫黑”专案组，拉开了震荡中国足坛的扫黑风暴序幕。随之而来的是谢亚龙和南勇两位原足协副主席被判有期徒刑10年6个月，罚金20万元，以及申思、李明、江津、祁宏四名前国脚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分别获刑。此外，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还连开38张罚单，对涉假球风波的俱乐部、工作人员等进行处罚。

　　随着2022年末打“铁”溯“源”风暴，中国足球又进入新一轮的反腐。刮骨后更要疗伤，需要不断加强监管，才能在各级球队的竞技层面上看到“药效”。反腐的警钟，依旧需要在大权在握的管理者身边长鸣不息。

　　在高度市场化的足球运动中，行业协会的一个关键作用，是对行业的发展进行实时分析、研究，不断更新监管体系，不是何时严或何时松的问题，也不是搞得球队生存艰难或者全面放权来者不拒的问题，而是与时俱进的问题。

　　昔日辉煌过，未来在青训

　　或许是近年来，国内俱乐部表现实在太糟心，让很多球迷觉得，看中超纯粹是“自虐”。

　　80后的卢先生是西甲巴萨球迷，对于国内的职业联赛，除了本土的浙江FC还会记挂于心，其余基本不看。

　　“我曾经也看甲A联赛，记得小时候班里不少男生买大连万达、北京国安、上海申花的球衣穿着踢球，我们也有范志毅、杨晨、孙继海等本土足球偶像。”卢先生说，自己上小学的儿子是韩国球员孙兴慜的球迷，周末他还会陪着儿子在电视机前看英超热刺的比赛。

　　中国的足球俱乐部，曾经也是很强的，尽管在亚洲范围内整体实力不如日韩，但也三次拿到过亚俱杯（亚冠前身）、亚冠冠军。

　　亚冠联赛自1967年开办以来，截至目前共10支球队拿过亚冠冠军。其中中国的辽宁东药足球队（辽宁宏运的前身）曾在1989-1990赛季夺得亚俱杯冠军，而广州恒大足球队也曾于2013年、2015年两获亚冠联赛冠军。物是人非，曾经令国人骄傲的广州恒大如今已在中甲摸爬一个赛季，成绩位列中甲第12位，勉强保级。

　　放眼中超，如今很难找到高水平的外援。如今沙特联C罗、本泽马、内马尔等众星云集，本赛季亚冠联赛16强占据三席，与日韩俱乐部分庭抗礼。唯一代表中超杀入16强的山东泰山，还是以青训见长的俱乐部。此外，这几年表现不俗的浙江队，也是依靠扎实的青训在中超站稳脚跟。

　　眼下，“青训为重”已成为了国人的共识。中国足协日前也时隔多年在北京召开全国青少年冬训动员会议，部署和推动2024年的全国足球青训工作。

　　“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已30余年，但在国际足球赛场上依然举步维艰，正是因为青少年足球仍存在训练质量不高，青训体系不健全，管理体制不合理，青少年球员文化和思想教育亟待加强的情况，客观制约了国家队水平提高。”中国足协主席宋凯在会上坦言，青少年足球工作要从急功近利向久久为功转变，工作思路要从重竞赛组织转移到重视青少年训练质量，从重比赛成绩转移到重视教练员和球员培养上去。

　　就在上个月，宋凯还专门赴上海崇明岛，视察先后培养出武磊、颜骏凌、王燊超、曹赟定、李圣龙、杨世元、朱辰杰、蒋圣龙等近20名国脚的根宝基地，对青训的重视可见一斑。中国足球最终能不能冲出国门，甚至冲出亚洲，还是要靠青少年的整体水平提高，要靠抓好青少年的训练。

　　自2002年韩日世界杯之后，中国男足已经连续5届无缘世界杯了。

　　2024，来到而立之年的中国职业足球，不离不弃的球迷们真不指望球队能短时间内打出多大名堂，站上世俱杯舞台跟欧洲豪强去掰腕子，只希望联赛能尽快复兴，找回原本中国足球该有的样子。

莫要漠视民生

关于着力解决中国足球面临深层问题 全面深化足球职业化改革建议

来源：房天下  胡葆森 2012-03-08 15:25  https://zz.news.fang.com/2017-09-28/7216095.htm

[摘要] 2011年的最后一个月，历时两年多的反赌扫黑案开庭，关心中国足球的每个观者的内心感触肯定不尽相同。被各界公认看到了触底反弹迹象的中国足球，经过“足坛反腐”的洗礼，或将告别耻辱的过去，放下包袱前行，在龙年能展现出一缕真正的振奋之气，从而步入崭新的舞台。

2011年的最后一个月，历时两年多的反赌扫黑案开庭，关心中国足球的每个观者的内心感触肯定不尽相同。被各界公认看到了触底反弹迹象的中国足球，经过“足坛反腐”的洗礼，或将告别耻辱的过去，放下包袱前行，在龙年能展现出一缕真正的振奋之气，从而步入崭新的舞台。

在高层领导的重视下，中国足球投资人纷纷加大投入，主管部门大力发展校园足球，公检法部门加大打黑力度。有关中国足球重建工作的大动作不断出现：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赴日本考察调研；中国足协收回了发放给各省市体育局的中国足球问卷调查，这个问卷调查是全面揭示目前中国足球真实现状的工具；国务院可能将成立足球办公室；去年我提出的《关于吁请中央电视台恢复转播中超联赛》的建议也得到了落实，央视在今年将全面复播中国足球……种种迹象表明，中国足球有望在2012年超出你的想象。

众望当然归于此，但直面各级国家队的在国际大赛屡战屡败，中国足球的声誉和水平都滑落到了历史的点这一惨痛局面时，我们还是必须要痛下决心，继续全面深化足球的职业化改革，解决阻碍中国足球全面复兴的几个主要而关键的问题。我建议：

一、改革足管中心，落实中国足协管理

中国足球协会是管理足球运动的社会团体法人组织。但长期以来，中国足协形同虚设，其全部职能实质上已由国家体育总局设立的足球管理中心取而代之。为改变这种不合理状况，建议：

1、遵循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国际足联章程和中国足协章程的规定，改变足管中心的职能，尽快召开迟滞多年的中国足协会员代表大会，名正言顺地正式确立中国足协对中国足球的管理地位。

2、修改和完善中国足协章程，健全和落实中国足协的各层组织机构和职能，使其能够顺利肩负起足球管理工作的重担。

3、国家体育总局依法对中国足协的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并提供必要的协调和服务。

4、中国足协的会员协会，也参照中国足协的体制、机制、组织和职能，健全、完善和落实自身建设，为中国足球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授权中超公司管理中超联赛

职业足球俱乐部是企业法人组织，足球职业联赛是由职业足球俱乐部参加的国家水平的联赛，二者理应相辅相成。而目前管理我国职业联赛的，是前不久刚刚成立的“职业联赛理事会”。而早在2006年，中国足协和16家中超俱乐部也共同组建的“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却始终仅负责中超联赛的整体性资源开发经营，未被授权全面管理中超联赛。为此建议：

1．中国足协授权中超联赛公司全面组织、运作和经营中超联赛，保障中超联赛及中国足球的整体利益和公平有序的竞赛环境，优化整合联赛和市场资源，维护中超俱乐部参赛、经营及获取合理收入的各项权益，为中超联赛和俱乐部的开创一个全新的环境，跨上一个更高的发展台阶。

2、改造中超公司的股权配置、分配和决策制度，更好地体现和维护俱乐部做为联赛主体的应有权益。完善公司机构和职能建设，更好地适应全新职能的需要。

3、中甲联赛可参照中超联赛的模式单独运作，或暂先维持现有组织管理的形式，积极做好筹备工作，在中超联赛改革取得初步经验的基础上跟进发展。

三、建立完善的竞赛体系

任何一个足球发达国家都有一个完善而多元的金字塔状的庞大的足球竞赛体系。相比而言，我国的竞赛体系太小，也太单调。这也是中国足球长期落后重要原因之一。要改变这一现状建议中央及各地政府的相关部门足球运动的发展予以切实的支持，中国足协应有如下作为：

1、全力抓好性足球竞赛体系的初步完善和扩展，协调各地的会员协会在省会城市、足球重点城市及省内两三个以上地市级城市建立市级业余联赛，并鼓励省级足球协会在这一基础上初步建立省级业余联赛。

2、积极与国家教育部门协调，把有限的经费和资源用来巩固和拓展当地的“校园足球”活动，力争在2015年前，将“校园足球”的范围规模扩大一倍，覆盖更多的城市和学校，不建议“校园足球”搞跨省市的比赛。

3、与各地会员协会一起协助大学生足协把大学生足球联赛搞好，扩大规模并带动各省市大学生足球联赛的创建和发展。

四、国家队建设以联赛为本

国家队的水平取决于国内联赛整体竞争力，只有强大的联赛才能缔造强大的国家队，这就是“联赛为本”根本意义。但我国足球界甚至体育界的一些负责同志却长期陷入误区，使得国家队与职业联赛争抢和挤占更多赛季时间。他们为此公开否定“联赛为本”，甚至威胁取消或暂停联赛，使国家队与联赛的正常秩序屡遭破坏，两败俱伤。为了保障国家队参加国际和亚洲大赛的合理需要，也为了使国家队与中超联赛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特此建议：

1、国家队与中超联赛之间，应按照国际足联、亚足联和东亚联盟等的赛程安排，在下一赛季确定赛程之前，相互协调好未来的赛程安排，避免相互冲突；

2、国家队的集训和比赛，应遵照国际足联统一规定的次数和时间期限安排和进行。

3、国家队在征调球员时，要事先与相关俱乐部交流和沟通，俱乐部对此应予以积极支持，国家队也应适当关照俱乐部的切身利益及需要。

五、努力追赶国际足球发展的步伐

中国足球思想观念和技战术水平与国际足球和亚洲足球的差距越来越大。除体制、机制、青少年足球发展等原因外，足球思想观念、技战术打法远远跟不上国际足球和亚洲足球发展的步伐，也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此建议：

1、中国足协采取必要措施，建立亚冠联赛、中超联赛激励机制。

2、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引进国际专业人员，定期不定期的交流研讨。

3、健全落实技术委员会组织，编撰出版内部技术交流刊物。

六、促进青少年足球运动发展

借助“校园足球”的春风，首先应端正开展“校园足球”活动目的，吸取过去青少年足球运动发展的经验教训，完善“校园足球”活动，教育部应该积极鼓励“校园足球”在更多的中小学校广泛开展，不提倡再搞足球发展重点学校，避免重蹈“养活一棵树毁了一片林”的教训。建议：

1、因地制宜地改善中小学校的足球场地设施，把足球运动列入体育课的教学内容，组织区市两级的“校园足球”联赛。

2、支持并鼓励职业足球俱乐部与“校园足球”合作，利用和发挥俱乐部的人才、技术和资源优势，普及和提高“校园足球”的水平，建立青少年足球培训的网点基地，形成完整的青少年足球培训体系。

3、杜绝虚报年龄以大打小的不良现象，重视青少年球员技术能力培养，保护和关注技术好意识好和特点突出的青少年球员。

4、促请中国足协与其会员协会协同合作，尽快建立多级、多层、多元的较为健全的竞赛体系，为青少年球员的发展和未来创造更多的机会、出路和选择，从而调动和保护他们及中小学生参加足球训练和比赛的积极性。

建议人：胡葆森

二〇一二年三月

莫要漠视民生

足球改革面前的“三道坎”：政策、定位、观念

来源：新华社 2015年12月29日 15:47 | https://www.rmzxb.com.cn/c/2015-12-29/660494.shtml

以８月份的《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出台为标志，中国足协及各地足协实体化的大幕徐徐拉开。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部分地区已经出台了相关草案，作为先锋官的广州市足协，更是已经通过召开会员大会的方式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不过，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各地方足协在迈向“脱钩”和“实体化”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其中“政策迷茫”、“定位模糊”、“观念落后”是较为突出的三道坎。

第一道：谁做主？政策应用的迷茫

“缺少政策保障”，是各地方足协在实行“去行政化”的进程中较多提到的一个困难。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张剑在第十届中国足球协会第二次会员大会工作报告中就谈到，地方足协改革与中国足协改革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极大差异，面临着不同的条件和环境，必须加以深入分析，在把握方案精神的前提下务实推动，真正形成覆盖全国、组织完备、管理高效、协作有力、适应现代足球管理运行需要的协会管理体系。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由于各地的实际情况差别很大，操作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政策上的“真空地带”。陕西足协在上报给中国足协的汇报材料中称：“我们建议在转型的特殊时期，中国足协应更多给予地方协会在政策、资金、人力、技术方面的支持，帮助各会员协会更好地完成改建和重组。”大连市足协也称：“希望中国足协可以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帮助地方足协提升自身生存能力，为地方足协提供基础保障，促进地方足协改革方案的实施。”青岛市足管中心有关人士表示：“说‘扶上马、送一程’，可是马在哪呢？比较模糊，扯皮空间大，上面说这样便于操作，但地方上希望更细。”

无论是中国足协，还是各地方足协，对于“去行政化”的态度都是积极的，不过，关于“去行政化”的配套政策，两方面均有些迷茫，中国足协希望地方能够摸索出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地方足协希望中国足协给出更加明确的指导。如何破除这种迷茫，为各地方的足协脱钩提供相应的配套政策保障，将是足球改革下一步必须攻克的一大堡垒。

第二道：加减法？足协定位的模糊

足协应该做什么？在从“足管中心”到“足球协会”的分离和转变过程中，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在原来的地方政府系统中，体育局、足管中心有着相对明确的定位，但变成“足协”之后，应该做什么工作，怎么做工作，需要重新校准自己的位置。

内蒙古体育局副局长吴刚说：“现实是协会背后都是政府的手在推动，尤其是自治区。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足协有自己的账户，我想把体育局的钱直接划拨给足协，但是不行，财政的系统就划拨不过去。我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足协２０１６年要开展的活动所需经费拉了一个清单，但是财政买单与否，目前还不得而知。另外，包括足协在内的社会组织的社会认同度低，社会认同事业组织、行政组织，但是不认同社会组织。”

武汉市足协一名内部人士说：“地方足协应该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地区校园足球引导者、社会足球推动者、专业足球建设者、职业足球组织者。社会足球、专业足球、职业足球，大可以通过社会化方式，引进多元化投资，但校园足球这块必须由政府主导普及建设。”武汉足协在材料中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各地方足球协会是否是代表当地参加国内足球组织的唯一合法机构？关于‘各省市全运会、青运会等大型综合性运动会足球项目的组队参赛任务，各省市体育局可通过政府购买形式向地方足协购买足球公共服务’，各地方足协是否能成为唯一提供足球公共服务的协会，是否与《政府采购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相冲突？”

张剑在报告中也曾提到：“不可否认，中国足协并没有真正建立起与协会这一形式相符的会员组织体系。改革后的中国足协如何形成有机整体，如何实现良性互动，地方足协如何改革和发展，需要认真研究。”在“身份定位”的路上，中国足协本身也是一个开拓者。

第三道：活下去？产业思维的破局

如何“活下去”，是足协脱钩所面临的最直接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地方足协报给中国足协的材料中，里面基本上都涵盖了“缺少资金”这一条，在大家都“差钱”的情况下，场地从哪里来？人员从哪里来？资金从哪里来？

陕西足协在文件中就表示：“像广州、成都、武汉、深圳等发达省市毕竟还是少数，更多的地市还不具备完全脱离政府的能力，仍是采取政府财政拨款这种体制机制在维系和推动事业发展。对于利用青少年培训来带动产业的提议，青岛足管中心相关人士表示：“培训比赛挣钱不现实，最底层的比赛，再收钱，就搞不下去了。”

青岛足协的汇报材料中写道：“由于青岛市足管中心用于开展足球事业的经费均来自于财政拨款，而且处在市级足球行政部门和地方足协这一位置，所能够得到和支配的政策、场地、优质市场资源等非常少，所做的工作均为青少年培养、专业人才培训和成人业余赛事组织等公益属性，且受足球体制影响和自身条件制约，因此足球产业开发、市场培育的能力十分有限。”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的出台极大地刺激了资本涌入体育领域的热情，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各个地方人群的消费能力和消费观念也不尽相同，足协的营利能力和所在地的市场潜力也有非常大的差别。

从财政拨款到开发市场，地方足协脱钩后必须面临“断奶”的阵痛，自己寻找生存之道。从“体育事业”观念转变为“体育产业”观念，同时改变普通百姓对足球服务的消费观念，这同样是一个严峻的课题。

宏观上的政策、定位、观念，微观上的场地、资金、人才，多种因素的影响注定了足协脱钩这一改革进程不会一帆风顺。跨过这“三道坎”，“去行政化”的道路才会好走一些。（完）

莫要漠视民生

中国足球整肃风暴进行时：基层代表委员呼吁足协改革

来源：澎湃新闻 2023-02-18 13:37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8146018454519920

陈戌源随着国足原主教练李铁，中国足球协会第十一届执委会成员、原秘书长刘奕，中国足球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兼国家队管理部部长陈永亮以及中国足球协会主席、党委副书记陈戌源等人接连被查，足球领域掀起的整肃风暴引人关注。澎湃新闻注意到，近期，中国民主建国会四川省遂宁市委员会微信公众号“遂宁民建”刊发了多则基层代表委员关于中国足球的提案建议。有代表委员指出，足协应该提高运营透明度，另外，不再为了短期成绩提升而去邀请外籍大牌教练，脚踏实地搞好青训才是正道理。
“李铁竟然也出现这种腐败案件”
其中，民建大英县总支会员、遂宁市政协委员、船山区政协副主席林云，民建大英县总支会员、县人大代表王黎明反映：足球为世界第一运动，深受各国人民喜爱，但中国足球发展尤其是男足历来让人诟病，足球协会作为行业管理机构，更是遭受社会各界无数次的批评，国内足球环境也是每况愈下。作为中国球迷，对足球成绩本不敢奢望，但足球运动员们在场上表现出的拼搏不积极着实让人气愤和失望。
李铁“原国家男足主教练李铁案爆发后，迟迟让人心情不能平复，李铁作为2002年世界杯国家足球队主力球员，是目前整个国家少有的在世界杯赛场上踢过比赛的人，对中国足球是应该有情怀的，竟然也出现这种腐败案件，足球队员们在场上的表现也就不难理解了。”林云、王黎明指出，从近邻日本、韩国足球成功的经历来看，成熟的青训是不二路径。国内足球环境每况愈下，社会各界更是把男足当笑话来看，家长们不愿意把孩子送去学习足球，青训的对象越来越少，足球人口不多也就选不出好的苗子，本应该去踢球的小孩课余时间更多是在玩手机等电子产品，足球发展呈恶性循环状态。此外，各地对体育场馆的建设也是越来越重视，投入大笔资金和土地建设大型体育场，更多成为城市地标性建筑璀璨夺目，但是这些体育场一般人进不去、用不起，场馆外圈硬化广场也是被坝坝舞占据。总的说来，体育设施更多是来看的，不是来用的。
林云、王黎明还表示，从1994年中国足球联赛开始以来，国家队和俱乐部层面邀请的大牌外籍教练数不胜数，使用较多资金，但效果并不明显或者不可持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好的运动员苗子，再大牌的教练也无法带领队伍取得好成绩，大额的外教费用也就打水漂了，要想持续取得好成绩，脚踏实地搞好青训才是正道理，没有捷径可走。
为此，他们建议，提高足球协会运营透明度。足球受到广泛关注，每当遇到国家队输球，足球协会就会迎来铺天盖地的批评，否定足协的一切努力。究其原因是大家没有看到足协的工作过程，一味关注比赛结果也是不客观全面的，对足球行业发展也是不利的，足协应该提高运营透明度，对年初计划、年中执行、年末评估等都向全社会公示和接受监督，引导社会各界理性看待输赢，支持国家足球事业健康发展。
另外，提高青少年在校期间足球课程的比重，指导地级以上城市在周末等课余时间开展足球比赛，把青少年从手机等电子产品中争夺过来。在城市公共空间开辟免费足球场所，营造全社会良好足球氛围，提升青少年的足球兴趣，大力提升足球人口数量。通过足球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全体青少年积极拼搏，乐观面对人生一切挑战。
他们还呼吁，不再为了短期成绩提升而去邀请外籍大牌教练，将有限资金更多用于培养本土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和管理人员，要借鉴国外先进足球经验，可以派员外出学习。合理设置国内运动员薪酬上限，鼓励运动员出国踢球提升竞技水平。重视运动员场外管理，对于短期内取得较好成绩的运动员，拒绝媒体广泛追捧而提高商业参与性，杜绝场外因素影响运动员的拼搏动力。
“改革中国足协的机制体制”
“2022年在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上，中国男足给全国人民交了一份非常糟糕的答卷，曾经的亚洲一流强队已经沦为亚洲三流球队，这让广大球迷非常失望，呼吁足协改革的声音越来越高。中国男足必须痛定思痛、深刻反思，全面改革，从基础抓起。”民建遂宁市委园区总支会员、遂宁市政协委员、民建遂宁市委副主委、秘书长黄鹏反映。
黄鹏提到，由于中国足球总体水平低，难以走向世界，加之黑幕、假球、贪污等丑闻频出，让广大球迷失去了信心，降低了参与热情，导致市场发展不充分，职业化道路艰难，越走越窄。青少年从事足球运动发展空间不大，成功的概率非常低。家长权衡考虑，基本上不愿意让子女走足球职业化道路。
为此，黄鹏建议，要根据国情特点，大刀阔斧地改革中国职业联赛、改革中国足协的机制体制，培养更多队伍，举办更多高水平联赛，向世界接轨，促使其健康、规范、可持续化发展。坚持市场化运作足球职业俱乐部，按照公司化管理，自负盈亏。要加强与亚洲和欧洲职业联赛的交流，在人才培养、商业运作、技术交流等方面全面合作，为中国足球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民建遂宁市船山区总支、四川职业技术学院本草文化研究院综合办主任冯耀文在《我国足协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及对策》一文中指出，中国足协作为行业性的自治协会，也是一个社会团体，常理上应由与该行业有关的利益团体进行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然而在实际的操作中，中国足协更多表现为半官方的身份，足协的官员本身又具有行政级别，这就使得足协具有较强的行政性，足协代表大会和执委会形同虚设。
文章梳理道，中国足协依赖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国足协章程》《民法通则》《体育法》《国际足联章程》和《亚足联章程》。但相关法律法规更多的是对足协进行原则性的规定，中国足协章程更是流于形式，在实践中更多依赖于上级的“红头文件”，在决策执行方面缺乏弹性和灵活性。同时对于足协的决策和执行也缺少监督。此外，足协章程规定与足协相关的法律纠纷不得提交法院，而只能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仲裁委员会又是足协内部的专门委员会，其本身的公正性就难以服众，足球俱乐部及球员的利益也就得不到合理的保护，因此建立一个独立于足协的由足球相关专业人员参与的仲裁委员会刻不容缓。
对此，冯耀文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充分吸纳足球相关利益主体参与决策、执行和监督。作为由多种利益主体交织的足协，其改革必须强调服务对象的参与，首先应克服其自身的单一行政性，撤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取消人员编制，充分吸纳政府人士、足协专业管理人员、专家学者、足球人士、足球俱乐部成员、地方足协等相关利益主体参与足协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以实现足协的社会化、自治化、市场化和透明化。
二、完善相关治理法律法规。在足协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足协进行精确的职能定位，使足协的管理活动在决策、执行和监督程序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从而为实现足协治理的法治化、现代化提供完善的法律保障。
三、建立独立的足球仲裁机构。在完善足协内部管理体制的同时，必须建立独立于足协的仲裁机构，该机构由相关法律人士、足球专业人士、相关专家构成，针对足球相关纠纷依法独立处理，从而有利于足球纠纷获得更加公正合理的判决。
民建遂宁市委文卫总支会员、民建遂宁市委青联委主任陈舒扬也反映，目前中超联赛由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运营，表面是独立公司，但实质隶属于足协，表面运营整个联赛，本质上局限于项目招商，导致联赛受行政指令影响严重，失去“职业化”“市场化”的先决条件。
另外，受各方面因素影响，中超联赛为赛会制、且比赛均在同一年进行，与国际主流的联赛主客场制、跨年制步调不一致，加之明年亚冠联赛也将采用跨年制，总体结构的不同会使各球队身心俱疲，同时又因为赛会制联赛，让球队失去球迷支持，让足球脱离发展基础，更加不利于中国足球发展。
陈舒扬建议，坚定真改革的信心，加大对足球领域反贪腐的查处力度，尽全力降低“场外因素”对足球联赛发展的影响制约；“管办分离”，让中超公司独立运营，建立完善的俱乐部进出入和竞争机制，减少行政命令干涉的同时，严防足球联赛变为“政绩工程”；继续鼓励、刺激专业俱乐部青训发展和球员留洋，提高足球联赛的整体水平，提升中国足球形象，提高中超联赛商业价值；调整联赛结构，取消持续两年之久的赛会制模式，接轨亚足联实行跨年制。实行主客场制模式，让球队有自身成长的土壤，激发中国球市内在的动力，营造更加良好的足球氛围。

莫要漠视民生

中国足球改革迷途：投资金额越来越大，世界排名越来越低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发于2021.5.17总第995期 2021-05-14 07:36  本刊记者/周群峰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9636620485219964

4月20日，2021赛季中超联赛重燃战火，采取分阶段赛会制形式。第一阶段，16支球队分为两组，在广州赛区和苏州赛区举行。中甲、中乙联赛分别在4月24日及5月15日开赛。
伴随着金元足球泡沫的破裂，大量球队批量式退出，足球是否具有公益属性的讨论以及中性名、限薪等新政的“强制性落地”，都让今年的中国足球备受争议。
从1994年开始，中国足球职业化至今已历时27年。一路走来，投资金额越来越大，足改方案接连不断，中国男足的世界排名却从第40位左右跌落至77位，落后于仅有16万人口的库拉索一个名次。三级联赛（中超、中甲、中乙）至今未能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职业球队几乎没有自我造血功能，对投资方依赖性过强，其生死甚至取决于投资方是否撤出。不重视青训、盲目归化外援、疯狂砸钱买天价外援等功利性表现，不断侵蚀中国足球。
中国足协战略规划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校园足球专家委员会委员张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谈到中国足球的病状，很多人都能滔滔不绝说很多，但真正坐下来研究的人很少，相关决策层也不知道听谁的。“足球在中国充满功利性，这些年来，中国足球还是没有找到病根，没有找准方向。”
“金元足球”破产
为限制俱乐部盲目投资、薪酬过高等情况，早在2018年12月20日，中国足协召开的相关会议上，就出台了未来三个赛季俱乐部每年投入的封顶金额：在2019年~2021年，中超俱乐部为别为12亿元、11亿元、9亿元。中甲和中乙俱乐部，分别为2亿元、0.35亿元。此外，还规定中超球队设有国内球员最高薪限制：税前1000万元，国脚可增幅20％，为1200万元。但从实践看，因球队投入是市场行为，政策缺乏约束力，难以落地。
根据2020年底中国足协出台的政策，从2021年赛季开始，在未来三个赛季中，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单个财政年度总支出（“投资帽”）最高分别不得超过6亿元、2亿元、5000万元。在税前最高年薪（“工资帽”）方面，中超、中甲的本土球员分别为500万元、300万元，外援分别为300万欧元、150万欧元，中乙球员为120万人民币，U21球员为30万元。
为保证“限薪”方案执行到位，中国足协称，除了将通过一家或两家知名会计师事务所落实对“限薪”政策落地监管外，还推出了一套严格的违规惩戒规定。中超如有俱乐部单季支出总额超标的，超额比率在20％以内的，将被扣除6个联赛积分，超额比率在20％至40％之间的被扣除12分，如还有进一步超标，最多将面临扣除24分的重罚。
对违规发放薪酬的俱乐部，被查实后，球队将被取消成绩，被处以降级的终极处罚。球员如果没有按规定申报收入（收益），一经查实，将面临24个月的停赛处罚。中国足协还规定，方案中提及的“球员收入”包括工资、有价证券、房产等，不包括奖金。球员收入统一为税前薪酬；球员如果和第三方签订商务合同，需得到中国足协或授权机构认定，否则收入将计入薪酬；俱乐部不得通过关联公司向球员或直系家属发放现金等报酬。
种种限薪规定的背后，与近年来中国金元足球的大环境有关。张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限薪问题，国务院相关领导、中国足协等征求意见时，他表示同意。“现在中国球员身价虚高，再不干涉，就玩不下去了。俱乐部也表示认同，不然恶性竞争下，俱乐部也越来越吃不消。”
3月19日，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在接受白岩松专访时称，中国足球在泡沫下，很多投资人都表示难以维持，毫不夸张地说，真到了有可能“坍塌”的地步。“中超俱乐部的投入普遍在每年七八个亿，甚至十几、二十个亿，全世界仅此一例。中超俱乐部的投入是日本联赛的3倍，中国球员的工资是日本球员平均工资的10倍，大家都难以为继。”
去年12月，在中国足协召开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专项治理工作会议上，陈戌源还曾表示，“我们俱乐部的投入，是日本J联赛俱乐部的三倍多，是韩国K联赛的10倍多。球员薪酬是J联赛的5.8倍，是K联赛的11.7倍。中超投入巨大还不觉醒，难道是良心已死吗？”
中国迎来金元足球时代，是从2011年开始。广州恒大足球队升入中超，金元足球也开始登陆中国球市。在金钱开道和大量国内外优秀球员、教练员的加盟下，这支球队至今已夺得8次中超冠军、2次亚冠联赛冠军、2次足协杯冠军、4次超级杯冠军。球市的正常生态被打破后，多支球队相继跟风，疯狂加大投入。
特别是一些外援的薪资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2016年12月29日，阿根廷球星特维斯加盟上海绿地申花队，签约两年。他曾公开表示，他在申花的年薪为税后3800万欧元。按此标准，他两年将从申花拿走760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为5.6亿元。这一薪资超过梅西、C罗，成为世界第一年薪球员。
2017年2月，德国足球网站《转会市场》更新了2017赛季中超16支球队各队的总身价。总身价7600万欧元的上海上港队，远远超越广州恒大队（4818万欧元），成为亚洲最贵的球队。16支中超球队中，有11支总身价跨入千万欧元级别。其中，上港队花费6000万欧元引进的巴西球星奥斯卡，在《转会市场》网站中的评估身价仅为3500万欧元。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担任上港集团董事长的正是陈戌源。
据《东方体育日报》报道，2019赛季中超球员的总薪酬高达约48亿元，球员平均年薪约为1000万元，甚至超过了不少英超球队。金元足球的盛行，一些“平民球队”也被迫加大投资。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曾透露，2019年集团对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投资达到9.5亿元。而这笔投入，最终也只让球队获得了赛季联赛第8名的中游成绩。
近年来，埃尔克森等多名优秀的中超外援也被归化。张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解决足球的根本问题，关键还是要培养本土球员。如果花大笔钱去归化球员，必然会抑制中国足球的普及，抑制国内球员的成长。除了追求短期效益，长远看归化球员没什么意义。“日本曾经有一段时间用归化球员，但是现在回归本土化了，国家队水平也提高了。”
《体坛周报》副总编马德兴注意到，以2002年中国男足世界杯出线为分水岭，商业大佬投资球队的出发点有了明显变化。从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开始到2002年，很多老板本身就是球迷，他们投资足球更多是因为对足球的真爱，是一种情怀。不过，此后进来的很多老板对足球并没有兴趣，他们把俱乐部看成宣传自己和企业的工具。他们平日也很少去球场看球，只有球队获奖的时候，才出去露个脸。
2015年3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提到了多项关于足球产业的内容，其中包括：研究推进发行以职业联赛为竞猜对象的足球彩票；加强足球产业开发；加大中国足球协会市场开发力度；建立足球赛事电视转播权市场竞争机制等。
马德兴称，上述足改方案公布后，很多老板看到了足球产业的商机，于是蜂拥而至投入足球市场。他们简单地认为，砸钱就能搞好足球，就能从足球产业中获利。在这种肤浅的认识下，他们投资足球的动机是不纯的。金元足球让球员身价虚高，也让球员产生惰性。“过去这些年，我们的球员拿钱太容易了。有的球员在国内踢球，坐冷板凳就可以拿四五百万元年薪，比五大联赛的一些球员薪资都高。他们更不愿意提高水平，离开舒适区，去海外踢球。”
一位市级足协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很多投资人不懂球，却又急于出成绩，想两三年就做成一个顶级俱乐部，这完全不符合足球发展规律。前几年太多俱乐部盲目烧钱，如今金元足球泡沫破裂后，就只剩一地鸡毛。“为什么有泡沫？就是有功利性。大家都想速成、走捷径，把球员市场也扰乱了。”
这位负责人还称，“有些投资人并不爱足球，他们只是为了获取政策红利。有的投资人甚至以建足校名义拿地，最后慢慢变成商业用途。毕竟，拿地时相比商业用地，教育用地的地价要优惠许多。”
淄博蹴鞠队原主教练侯志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金元足球泡沫破裂后，足球的投资成本也会大幅度下降。他估算，在今年这种疫情赛会制情况下，中乙、中甲、中超分别投资一千万元、两三千万元及一亿元左右就基本可以维持正常运行。
球队大量解散背后
3月29日，中国足协发布了“2021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联赛准入资格俱乐部名单”，三级联赛共57支球队参加新赛季联赛。
中超卫冕冠军江苏苏宁队未获得准入资格，球队最终因投资人无心经营而正式解散，成为去年天津天海队之后，中国足球连续第二年出现主动退出中超的球队。此外，2021赛季的三级联赛中，共有6支球队退出，除江苏队外，还包括中甲球队泰州远大、内蒙古中优、北京人和，中乙的深圳壆岗、江苏盐城。
2020年，三级联赛共有16家俱乐部退出，其中包括辽足这样的老牌球队。中国足协公布的信息显示，辽宁宏运队等11家没能通过准入审核因“存在欠薪行为且未能解决”。2020年5月24日，辽宁宏运足球俱乐部宣布告别职业联赛，这支成立于1953年、培养出了大量国脚，并创造过“十冠王”佳绩的球队，就此退出足球舞台。而包括天津天海在内的另外5家俱乐部则为“主动申报退出职业联赛”，原因同样涉及资金问题。
根据中国足协公布的扩军计划，到2023年，中超球队由16支扩大到18支，中甲球队由18支扩大到20支，中乙球队由20支扩大到30支左右。在大量球队退出的背景下，也让业内对三级联赛扩军的前景多了几分隐忧。
球队的退出，也让一部分球员面临窘境。讨薪1年，1分钱没拿到，这是前辽足俱乐部球员、教练、工作人员2020年的关键词。为维持生活，某辽足预备队球员不得不到蛋糕店打工，月薪为2000元人民币左右。“去体育局招人烦，找足协不受理，好不容易请来律师帮忙打官司，上诉还被驳回了。他们又向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可俱乐部被注销，中国足协就不再对此事进行仲裁了。部分球员向辽宁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发去仲裁申请书，得到的答复也是‘不予受理’，理由是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一名中甲球队原主教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球员看似风光，其实很弱势，目前仍缺少保障他们权益的渠道。“球员在整个职业发展改革中是没有发言权的，有些球员说下岗就下岗了。”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大量球队的退出，除了经济问题，也与2021年中国足协力推的队名中性化改革有关。广州城足球俱乐部董事长黄盛华在接受《东方体育日报》采访时称，推行中性名改革，多少还是有些操之过急。现在，各投资人还需要球会的品牌效应，立即要求队名“中性化”，投资人的热情可能就会大大减退，没准还会有投资人认为“降级也无所谓”，这就会对足球产业造成较大的打击。
“疫情下很多企业的日子不好过，中性化名称改革为何不推迟两年进行？”白岩松在专访中曾向陈戌源抛出这个问题。陈戌源回应，中性化名称改革，到现在已经第6年了，“疫情影响，有些企业经营困难。我觉得这和中性化名称改革没有太多的联系。企业投资俱乐部，不是全靠冠名带来经营效益的。有人说这是压垮一些俱乐部的最后一根稻草，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关于中性化改革，张路曾与有“日本足球教父”之称的日本J联赛创始人——日本国家队原主教练川渊三郎有过长时间探讨。日本曾经所有足球职业俱乐部都是企业化，球员都是企业的员工。川渊认为这样对俱乐部影响太大，俱乐部成了企业私产，对发展不利。队名中性化改革后，促进了日本足球职业化的发展。张路认为，在国内中性化改革也是正确的方向，但是什么时候做、怎么做，应该斟酌。在执行过程中，应尽量减少和俱乐部的磨合难度。
谈到中超卫冕冠军江苏苏宁队的退出，陈戌源称，他和苏宁的老板曾多次沟通。“足球本身是社会公益产品，投资人要有社会责任感，我们希望这样的事情今后不再发生。”此言一出，足球是否具有“公益”属性的话题，也引发业内争论。
马德兴称，足球的投资人，不管是来自国企还是私企，都要体现出公益性。今年多支球队退出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中性化改革导致。中国足球职业化近30年来，多次颁布过方案，提出中性化、限薪等改革，但没有引起俱乐部重视。“这次强制后，很多人又抱怨来得太快，没时间准备，这其实是在找借口。”
关于足球的公益属性，张路认为，职业足球是有公益属性的商业活动。投资人投资足球应该具有一定公益性，但也有商业性考虑，能够提高企业知名度，对企业发展有促进作用。张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强调公益性同时，也应该对投资人有相应的保障政策。“2010年，我在中超委员会任职时就提出过，是否在税收等方面对投资人的企业有一定优惠等，但因种种原因这些建议没有实现。”
“在中国足球文化还不成熟，对公益性的认知不足等背景下，不能苛求投资人去谈情怀、讲公益，而把他们的企业搞得破产。”《足球之夜》杂志记者李巴乔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很多人对足球公益性的认识不足，认为公益性就意味着不赚钱。其实，像福彩、体彩等都有一定公益性，但都能赚钱。“关键是投资足球怎样既体现公益性，又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让投资人获得一定回报，这在国内至今还没有达成统一共识。”
股权多元化改革是解药吗？
很长时间以来，在三级联赛中，俱乐部几乎都是单一股东。这种现状也给中国足球职业化带来许多不确定性。
李巴乔称，如果投资人不玩了又没人接盘，俱乐部就面临破产。在国外，很多俱乐部老板都将足球上升到信仰程度，而中国足球目前远没有到这一步。在南美和欧洲的五大联赛中，像博卡青年队、拜仁、利物浦等都早已是百年俱乐部，都先后经历了社区足球、社群足球，然后才到有企业投资的职业联赛阶段。但中国足球职业化不足30年，很多球队一开始就是企业足球，这也让球队缺少文化底蕴。
2021赛季，限薪、中性化等政策“强制性落地”后，俱乐部要想可持续发展，保持长期稳定，进行股权结构多元化改革，是大势所趋。2015年出台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就明确提到：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投资，鼓励俱乐部所在地政府以足球场馆等资源投资入股，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
目前，多家俱乐部已引入多方力量，共同投入运营球队。1月12日，中国足协官方公示山东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股权转让信息。转让后，济南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鲁能集团有限公司、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分别占俱乐部股权的比例为40％、30.69％、29.31％。
3月8日，中国足协官网发布中甲昆山FC俱乐部股权转让变更信息：昆山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原股东昆山文商旅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俱乐部100％股份，现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进行重要股权变更。新增公司注册资本后，股权比例变更为昆山文商旅集团有限公司占俱乐部35.66％股份，江苏常奥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占俱乐部36.21％股份，昆山常奥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占俱乐部28.13％股份。常奥体育总裁陶婷婷说，越来越多不同背景的企业参与到俱乐部投资运营管理中，联赛和球队都会因此增加收益，从而更加稳定。此外，河南嵩山龙门、沧州雄狮等俱乐部也纷纷进行股权多元化改革。
俱乐部股权多元化，在其他国家也有不少成功案例。2018年12月，在中国足协组织召开的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财务控制与管理国际研讨会上，日本东京FC俱乐部计划部部长小林伸树，介绍过这家日本俱乐部当时的股权结构和运营情况：俱乐部股东竟达到372家；每年净收入约为3亿元人民币，无负债；球员支出严格控制在总支出的30％以内。
股权多元化改革在一些俱乐部的顺利落地，也让一些足球人看到了希望。2020年12月9日，淄博蹴鞠队主教练侯志强率队从中乙冲甲成功。但投资人经营不善，欠薪严重，最终俱乐部与四川华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四川华昆托管这支球队后，将球队教练、球员等原班人马“大清洗”，并组建了新的教练和球员班子，此后这支“新淄博蹴鞠队”，在成都谢菲联基地开启了集训。他希望，四川华昆对这支球队一年的托管期结束后，球队还能回到淄博。俱乐部能通过吸引政府或者国企控股、参股等股权多元化改革，让球队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但侯志强认为，在股权结构改革方面，也得考虑中国国情，不能完全照搬西方。中国足球投资人更像是赞助商，他们不想投资时就会随时撤走。他认为，地方政府或国企应该投入其中，从而起到压舱石的作用。包括山东泰山、河南龙门、沧州雄狮等，都有政府或者国企控股参股。
《人民日报》评论认为，股权多元化，既要将国际经验与具体国情相结合，又要把握足球作为社会事业、体育产业的多重属性。多元化股权结构建立以后，球队将不再成为某家企业的“广告牌”，要想更进一步，实现良性运营，要将目光投向市场，更加关注球迷的感受。
马德兴认为，实行股权多元化改革，也得注重资本的有序化。不管有多少家企业进来，整体成本还是要在可控的范围内，不能再和以前一样无节制地烧钱。“不能是，改革前一个投资人烧钱，改革后变成了多个投资人在烧钱。”
“不去功利化，一切都是空谈”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中国足球基础太薄弱，最大的原因就是足球人口少。近日，上海申花队主教练崔康熙接受五星体育采访时称，中国足球发展上最重要、最根本的还是青训问题。“中国还需要有更多的足球人口，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足球工作中来。”


在2015年足改方案中，就提到要将中国足球人口大幅度增加，全国中小学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在5000多所基础上，2020年达到2万所，2025年达到5万所，其中开展女子足球的学校占一定比例。2016年4月，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部门印发的《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里，对校园足球提出的近期目标（2016~2020年）是：校园足球加快发展，全国特色足球学校达到2万所，中小学生经常参加足球运动人数超过3000万人。全社会经常参加足球运动的人数超过5000万人。全国足球场地数量超过7万块，使每万人拥有0.5~0.7块足球场地。2020年9月11日，由教育部、中国足协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八大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实施，其中提出工作目标，到2022年中小学生经常参加足球运动人数超过3000万。
但是，这些政策的落地情况并不理想。教育部校园足球专家委员会委员张路称，德国青少年踢足球注册人数为208万、法国为103万、英国为82万。日本高中联赛的参赛球员就有10万人，整个日本大约有100万孩子在踢球。韩国、泰国等也有几十万人踢球。而从1990年到2014年，中国孩子每年大约只有一万人在踢球，这几年可能连一万人都没有。
成都是国家第一批足球发展试点城市，足球人才的培训在国内名列前茅。成都市足协专职副主席刘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成都，每年参加市一级比赛的球队，小学生球队最多的时候，有1000多支；初中时就只有20多支，高中时就只有十几支。“在小学五年级以后，因为学业压力增大，踢球的孩子人数断崖式下降。”
近年来，有不少声音认为，为提高足球校园普及率，要将足球纳入中考、高考科目。2015年，兰州市就将足球运球纳入中考体育测试的必考项目。张路认为，将足球纳入必考项目并不合理，而且对等其他项目不公平。有人练习足球就是为了高考，说到底也是一种功利足球。他表示，现在很多人给孩子灌输的思想是，踢球目的就是要拿奖杯、当球星、进国家队等。“在这种功利足球思路下，中国足球不可能成功。”
“体教融合”模式被认为是既能增加校园足球人数，又能选拔足球好苗子的方式，但现在这一模式还远未形成体系。曾任山东鲁能俱乐部助理教练的侯志强，有丰富的青训经验。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校有孩子，但缺教练，俱乐部有教练，但是缺孩子。在大多数城市，俱乐部足球和校园足球是不互通的，学生到中学后就面临继续学习参加高考，还是去俱乐部发展成为职业球员的选择。家长只有铁了心让孩子参加职业足球，才会把孩子送到俱乐部。但因竞技体育的残酷性，很少有家长愿意拿孩子的前途下赌注。
而在日韩等国家，这两套体系是打通的，梯队比赛和高中足球联赛可以交叉参赛，所以能涌现出一些好苗子，比如韩国球星朴智星就从高中联赛中脱颖而出。但也有观点认为，校园足球和俱乐部足球不应该打通。张路称，现在很多人把青训跟校园足球的概念混淆了。在小学阶段，校园足球是搞普及的，目的是让广大学生健康快乐，而俱乐部是搞提高的，应该在校外进行，二者应该有明确划分。“各个足球发达国家的小学阶段都没有校队，也没有以学校为单位的比赛，青训都在校外进行，只有我们在小学就组建校队，搞以校为单位的比赛，结果孩子球没踢好，还影响了学习。”
“体教融合”的足球模式在国内也有成功案例。成都市足协专职副主席刘刚介绍，从2005年以来，成都从棠湖外国语学校开始探索这一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从小学时就注重校园足球的好苗子。初中时，棠湖外国语学校组建“足球班”，成都足协聘请专业足球教练进校，教练吃住训也都在校园，每天进行一堂足球课，课时90分钟，并不影响孩子们的正常文化课学习，他们学足球、吃饭、比赛等费用也都由成都足协负担。一些能踢出来的学生可以向职业俱乐部发展，否则可以正常参加高考。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刘刚感慨，成都足球这年来的成绩，得益于耐下心来去功利化，从娃娃开始抓足球，“中国足球这些年的功利性太强，严重耽搁了中国足球的发展。不去功利化一切都是空谈。”他坦言，有些投资人投资足球是为了拿政策，行政领导则为了政绩要求其任期内拿成绩，甚至一些学校领导也注重学生的足球成绩，“足球沦为完全社会化的活动，偏离了足球的本质”。
近年来，多地都称抓青训，但实际上因青训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真正抓青训的俱乐部屈指可数。刘刚称，即便从八九岁时培养，可能10年后才能踢职业球赛。成都足协每年在青训上的开支大约有1500万元，是足协开支最大的一笔。“10年前我们做的事情，现在逐渐看到成效了。”
马德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很多足球改革的措施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在执行时出现了偏差。如果一些政策执行不到位，就是一纸空文。要建立中国特色的职业足球体系，没有现成的模式或路径，出问题也难免。应该耐心地把中国足球职业化近30年来涉及的问题，系统梳理一遍，好好总结经验教训。他认为，“足球改革过程中应该允许试错，不怕出问题，就怕不改革。”

莫要漠视民生

"管办分离"引发热议 去行政化能否挽救中国足球？

来源：中国广播网 2013-07-12 23:41   http://china.cnr.cn/yxw/201307/t20130713_513047373.shtml

　中广网北京7月12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央广夜新闻》报道，说中国足球的管理，人们都会想到中国足协，但实际上足协并不是一个官办的组织。真正管理中国足球的是足球运动中心、更高一级的是体育总局。为了规避国际足联“政治不得参与足球”的禁令，足协这个社团才走上了前台，可他实际上只是个空壳。

　　一直以来，在体育总局、足管中心、足协的三角管理模式下，体育总局的负责人一般兼任足协的主席，而足管中心的主席则是足协实际上的一把手，位居足协的副主席之位。因此，能否让中国足协实体化成为中国足球管办分离原始的动力。

　　1995年，当时的足协专职副主席王俊生就提出，仿照国际足联的模式，将足协分成很多的委员会，由地方足协推荐人士组建足协，并以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足协的主席、副主席等各个职务。然而，因为刚开始的职业联赛正处于黄金时期，每年足协仅仅联赛就有可观的赞助入账，还因为国家体育总局其他项目需要足球掏钱扶持……王俊生的设想最终没有成为现实。

　　2004年，中超的“G7革命”提出了“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的口号。希望将联赛彻底与足协划分开，中超公司随之应运而生，可是中超公司的董事长依旧是足协的领导，南勇和杨一民两任董事长甚至都卷入了足坛扫黑案，这样的“管办分离”，效果也就打上了问号。

　　2011年，管办分离又来了，这次的说法是把足管中心和足协分离，足协提出了“小中心、大协会”理念。那就是说，足协社团化，而不再和足管中心纠缠在一起。但之后一段时间里，方案一直都在修改，迟迟未能出台。

　　2012年，管办分离再次被提出，这次的主攻方向是将职业联赛从足协剥离，成立职业联赛理事会，下设执行局管理职业联赛，和2004年的管办分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是，这个所谓的职业联赛理事会依然隶属于足协，“中超之父”郎效农则直言不讳：“理事会是在中国足协内部设置的又一个小足协，甚至比足协还要繁琐复杂，看不出所谓‘管办分离’的任何影子。”

　　时至今日，管办分离这个四个字再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尽管足协否认了相关的报道，但是19年来剪不断理还乱的缘分，让人们不禁要问：管办分离真的远在天边吗？而国足1-5输给泰国青年队的惨痛现实，更激发了人们对还原足球管理本来面目的新一轮呼唤，管办分离，是否真的是一剂良药呢？

　　有人支持说，足协应该让懂足球的人管理，官员有多少真正懂足球的呢？也有人反对，他们说中国足球职业化已经将近20年了，但是并没有建立起培养职业化球员的体系，现在再说这个问题为时已晚，何况选拔球员方面存在种种问题，去行政化能解决什么呢？还有人觉得无所谓，足球并不需要太多思考，就像是背后有狮子追你就要不断朝前冲，要是非要等天时地利人和，那就没法了，要边冲边找机会。

　　金汕：中国足球与世界足球职业联赛背道而驰

　　知名足球的评论员金汕认为，中国足球的管办分离势在必行。

　　金汕：中国足球从总局剥离势在必行。首先，自从足球职业化以后，本身就开始走着和国家体育总局背道而驰的道路。中国的俱乐部在国家体育总局奥运战略的总框架之下，很难成为真正的俱乐部。中国俱乐部的宗旨是要提高国家足球队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这跟国外的俱乐部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从1863年英国成立第一个俱乐部，无论是产业还是娱乐角度，并没有上级机构给指令。国家体育总局的战略没有给中国足球前进带来任何正能量，更多的是前进道路上的不顺畅因素，而且有事实证明，20年中国足球每况愈下。体育总局是在用奥运金牌的战略指导职业足球，这种越指导跟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现在，每当奥运会包括各种金牌战略取得成就时，最后总有足球插一杠子，把以前的功绩丧失殆尽，因为足球的影响力大，体育总局可能就是从自身的角度考虑，看到这种既定的战略可能并不太相符。所以在这种条件下，剥离开的可能性是有的。

　　　在中国，社团、群众组织自己管自己是根本不可能的，至少得有强有力的上级监管，而且中国没有一个协会可以脱离上级机构、自由度很大，除非是企业。比起总局直接人事任命，剥离出来可能要好的多，但是要像英足总、意大利那样，是根本不可能的。

　　张路：管办分离不是足球低迷的主要原因

　　金汕觉得，只有总局真想放手，这事才能办成，另外，真分家，足协也不大可能单过，换一个上级监管部门，倒是有可能。足球评论员张路是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副董事长，还曾经担任过俱乐部总经理，张路认为，管办分离不是足球低迷的主要原因。

　　张路：首先，中国足球的惨败、多年来的低迷，管办分离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后备人才不足、足球普及人口不够。另外，现在不是管办分离的问题，而是怎样更好发挥政府职能，加强管理的问题。中国足球要想搞好，不但不能脱离行政管理，反而要更加主动积极地争取行政管理。

　　行政的管理主要的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对“假赌黑”的控制，靠中国足协是不行的，脱离了行政管理，谁来控制呢？二是后备力量的培养，尤其是在小学足球的普及，需要借助巨大的社会力量，足协没有这个能力，必须依靠政府的行政能力动员社会，就是举国体制抓足球，这才能真正解决中国足球的根本问题，所以这个需要更多的行政管理的介入。而且，中超联赛、中甲联赛的市场开拓、市场环境营造，也需要政府行政的大力支持。

　　一个截然不同的声音，管理体制不是主要矛盾，与其分离不如主动增强管理。张路举例说明，足球离不开行政。

　　　张路：在北京要办一场中超比赛，得动用公安、交管、安保、武警、特警、城管、环卫，这得是政府协调，市政府看的是国家体育总局，足协肯定不行，没有行政权力还是办不了事。

　　在一片要求推动足球管理体制改革的呼声中，张路觉得这个分析的方向不对。这是一线足球俱乐部管理者的普遍看法吗？或者圈内圈外在这个问题上，是否恰好是两种不同的态度呢？

　　张路：这个在圈里，当年曾经提过管办分离，因为当时足协对联赛控制、干预比较多，尤其是对联赛的经济干预，管办分离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因为各俱乐部的积极性受到了影响。那么但是后来到了谢亚龙、南勇那一段时间，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从政策上来说，那一阵管和办是非常协调的，而且很均衡。后来又有人提出管办分离，但职业俱乐部方面并没有人提出过。中超联赛委员会和中超公司经常内议开会，大家认为管还是很好的，所以没有人提管办分离，我分析这也可能是从总局那边来的。

　　张斌、梁悦：管办分离是大势所趋

　　央视著名主持人、体育评论员张斌表示，管办分离是大势所趋，但是现在还没有时间表，但中国足球和中国体育怎么走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把它们归还给社会。中国之声著名体育评论员梁悦认为，对于体育事业，过多的行政化指令并不符合运动发展规律，在行政的大环境下，足球很难健康运行。

　　张斌：我认为是必然的趋势，只不过没有人知道时间表。其实，关于管办分离这个概念的认识，并没有统一，我们也没有看到最近一两年中国足球专门就此做的调研工作和预案，只是按照一条被透露出的新闻，在向这个方向摸索。中国足球最近20年在中国体育变革当中被赋予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任何一个方向性都在做着探索，当初做职业化的探索，就是因为它已经很烂了，还能烂到什么样子？而如今想迈出管办分离的这一步，能够决定中国足球未来发展模式的人可能也听取了一部分业界和业外的建议。但是对于中国足球，对于中国体育，迟早要交还给社会，中国足球将作出新的贡献，哪怕又一次倒在沙滩上，哪怕又一次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一步总得有人先迈出来。中国足球怎么走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中国体育迟早要还给这个社会。

　　梁悦：管办分离肯定是大势所趋，至少未来发展的方向是符合运动发展规律的。现在有这么多的行政化指令，比如国家队的任命都要国家体育总局批准，虽然现在在简化行政流程，但是恐怕还不是那么快能够全都办到，在这么一个过程中可能很多重要赛事的准备都已经被耽误了。另外，就对于一个项目发展，尤其是像足球这样一个项目的发展，没有捷径可走，必须是长期的过程。但是官员都是有任期的，任期之内需要政绩，上级领导部门也需要有成绩的指标。在这种行政的环境之下，足球很难按照它的发展规律去运行，所以管办分离一定是大势所趋。

　　张斌：中国足球发展要充分调动社会资源

　　中超联赛几次所谓的管办分离，效果都打了折扣的。管办分离，存在一个需要理清的概念。张斌认为，中国足球的改革，最关键的是调动社会资源的充分进入。

　　张斌：目前的这次中国足球协会的性质转换，其实不是中国足球协会自然的成长过过程。其他国家足球协会的成长，都有充分参与的过程，是从社会底层开始，像金字塔一样缓慢的成长过程。中国足球协会未来转型的过程当中，如果是把目前中国足球协会以及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原班人马重新蜕变成一个社会组织机构，这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大家期待的所谓去行政化，它只不过是带有国企性质的中国足球协会，或者带有强烈的半行政类色彩的中国足球协会。如果想让中国足球协会未来走向真正社会化的方向，要坚信在中国的环境下是可以配制充分的社会资源。中国在传统体制下，并不是每个项目都像中国足球这样输到不能再输，很多项目是世界的领先者，为什么足球不行，因为足球运动的本身性质有一个巨大的前提，是社会必须充分参与。而中国足球协会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能力真正配制社会资源，而行政资源根本无法调动国家足球发展的诸多框架当中所需要付出的东西，所以行政手段已经不可能让足球运动在中国健康有序全面发展了，因为力量达不到了。足球不像体操、跳水、乒乓球是精英化的培训，全中国几千人练就能达成奥运冠军的频繁产生。如果中国足球协会想往前迈出，应该是一人一票选足协，应该让这个社会上肯于做这份工作、有配制社会资源能力、更有效的管理人员和管理团队进入到中国足球未来建设的过程中，而不是把行政化的团队推移到社团化的平台上，最关键的是调动社会资源的充分进入。

　　目前，中国的整体行政的力量，其实已经很难让足球事业往前推动了，但是职业联赛俱乐部的管理者、圈内人都不希望管办分离，

　　张斌：其实CBA和中国联赛协会以前也讨论过，遇到的第一个问题都是当面临一场比赛的组织时，以谁为主办方。这个主办方如果是国家体育总局，行政机构跟公安部门协调，行政成本会降低，甚至经营成本都会降低。行政手段是会节省一部分费用和成本，但是因为这个成本的节省，丧失的是社会资源的整体配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任何新鲜的、有生命力的、百姓需求的东西，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它会蓬勃生长。而且这个行业的发展，会聚拢中国最优秀的人才。而中国足协长期以来屏蔽的是更有效的社会资源，没有比更为澎湃的社会资源可以解决中国足球更多人需求的问题，可能解决更多人喜欢足球的问题。其实现在的体制妨碍的是更多的社会资源进入，妨碍的是更有效的社会人员进入。

　　所以推动管办分离，其实目标并不仅仅是国家队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且要解决中国人的足球生活问题。

　　张斌：最终要让全社会重新认识中国体育的身份、重新认识中国体育的价值，全社会要调整跟中国体育共同相伴的态度。它不再是国家的中国体育，它是全社会的中国体育，这个转变是历史的必然，也许它还要等很多年，但是足协迈出这一步，无论是初衷是怎么样，至少这扇门被慢慢推开了，这扇门一定会被打开。

　　梁悦：管办分离时机还不成熟 实行有难度

　　梁悦：现在的时机不是很成熟，因为大环境是行政力量很强，让足球一马当先、一军突起，很难在这个大环境中生存。比如跟谁合作，一个民间团体连职级都没有，其它的都是处、局、部，它不会跟你合作。另外中国足协要想调动地方足球运动员，国家队要调人集训，现在是行政命令，将来面对的都是地方体育局和具备行政性质的地方足协，那么中国足协的号令是不是还能够起作用？所以改革、分离确实是一个很理想的方向，但是现阶段实行还是比较有难度的。

　　另外，管办分离并不是不要政府，国外足协最大的作用是负责青少年培养，因为联赛有联赛的联盟、有俱乐部的联盟。第二，改革和发展不是马上就能够产生因果关系的，现在想改革中国足球体质，想把足协变成社会化的机构，可以去做试验，但是希望马上就见到成绩，恐怕是天方夜谭，或者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期待。

　　【微博推荐】

　　【张路：管办分离不能解决中国足球的问题】“@张路评球”举例说，在北京搞场中超比赛，得动用武警、交管、安保、城管、环卫等众多部门，如果是政府出面协调，很容易，如果官办分离，可能就需要满世界去“磕”，相当困难！所以，在中国国情下，足球的发展离不开行政权力的干预。

　　【管办分离是大势所趋】“@中国之声梁悦”认为，官办分离是个趋势。“@豪门盛宴主持人张斌”举例说，中国的互联网新媒体蓬勃发展，证明在中国，任何新鲜、有生命力、百姓需求的东西，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它会蓬勃生长，会聚拢中国最优秀的人才为这个行业做贡献。足球管办不分离妨碍的是更多的社会资源、社会人员进入。

莫要漠视民生

人民体谈：国足振兴，好钢要使在刀刃上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2021年12月31日15:32 | 史雅乔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21/1231/c1003-32321954.html

12月28日，国家体育总局在官网就五个方面答复“中国足球振兴刻不容缓”提案，包括成立“国家足球领导小组”、足球从幼儿园抓起、建设足球场地，努力扩大足球人口、加强足球运动员管理、省市县成立专业或半专业足球队。

总体来看，此次体育总局的答复将有关中国足球振兴的几个基本要素都涵盖了，但这些问题是困扰中国足球多年的问题，可以说直指中国足球发展的积弊。

首先是“童子军”。“童子军”，是孩子，是未来的国足。其实，2018年我国就启动了“娃娃足球工程”，借此提高足球的国民普及程度，推动幼儿足球的部署和宣传，通过青少年赛事来选苗子，打造后备有生力量。幼儿足球工程的关键是在普及，唯有大量的儿童从小接触足球，才能有更多的人热爱足球，可以说这个工程的关键在于覆盖面积要足够的大、足够的广。但从总局答复中我们可以看出，幼儿足球的推广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这样的推广能否促进中国足球的发展仍需拭目以待。

其次是足球运动设施的普及。一个足球强国必然是足球运动普及率高的国家，庞大的足球人口需要大量的足球场来支撑。近年来，我国足球设施建设不断推进，但同现实的需求还是存在一定差距。在大城市足球场地虽然多起来了，但收费却居高不下，令人望而却步；一些不发达的县市足球场地缺少的情况未得到充分改善。

足球运动设施建设需要不仅是在大城市，更要向中小城镇倾斜。建好的足球场地要积极向学生和社会开放，只有当老百姓身边有了免费、低收费的足球场，足球人口才有可能大幅增加。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推动各地对足球项目加大投入力度，依托体校形成辐射和带动区域发展的足球青训网络。

除此之外，球员管理这个“软件”也没有跟上。在答复中，体育总局明确了国青国少严禁征调有文身的球员，对现役国家队球员则要求严禁有新的文身，已有文身劝诫清除，并在训练和比赛中进行遮挡。此一规定在社交媒体引发热议，褒贬不一。不许征调有文身的青少年球员，对孩子们是一个正向鞭策。但网友质疑的不是这条规定是否正确，而是质疑这条规定是否跟足球发展相关。

有关中国足球的一举一动经常会牵动广大人民的心，中国足球的发展和壮大不可能一蹴而就，惟有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才能不辜负球迷和国人的信任和支持。

莫要漠视民生

人民日报体坛观澜：足球改革需要攻坚克难

来源：《 人民日报 》（ 2016年12月22日 16 版）钟  文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6/1222/c1003-28968556.html

每个人都知道中国足球正处于最好的发展时期，但改革的推进依然无法消弭多年的积弊。

　　但凡牵涉中国足球，项目影响力之大与积弊之深总能形成鲜明反差。即便是足球改革稳步推进之时，一旦国足几场关键球没打好，也足以拖累好不容易好转的发展氛围瞬间发生逆转。

　　足球改革需要大胆担当，来不得半点畏首畏尾、患得患失。既然2018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有几场球没有踢好，就要第一时间找出输球原因、第一时间给公众令人信服的解释、第一时间对国家队管理机制及相关保障做出合理调整。既然输了球造成不良影响，球队与相关管理部门就要第一时间站出来担当责任，而不是畏首畏尾、患得患失，白白浪费及时扭转局面的良机。

　　足球改革不该是按部就班的例行公事，而应是始终保持昂扬斗志的攻坚克难。足球改革不是按照时间表和路线图完成相关部署就算完成任务，那些因改革引发的新情况、新问题更该成为攻坚克难的重点。比如，各级联赛在执裁、判罚方面一旦出现争议问题，就应该确保以更令人信服的方式解决问题，以此为中国足协树立威信、为足球改革营造良好氛围；比如，一旦有俱乐部出现只重短期成绩、不重长期发展的急功近利倾向，相关管理部门就应对症下药进行规范，而不是应对迟缓乃至不闻不问。

　　足球改革有序推进，需要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更需要大刀阔斧的创新实践。推进足球改革，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中国足球的点滴进步，恰恰需要在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中次第呈现；推进足球改革，难免会遭遇这样那样的阻力，但不想方设法把这些阻力转化为足球发展的动力，足球改革就很难突破利益的藩篱、圈子的羁绊而真正实现扬帆远航。

　　唯有改革方可为足球发展开辟新局。相信不懈探索、攻坚克难之后，属于中国足球的美好明天定会到来。

莫要漠视民生

中纪委：职业化改革20多年 拿什么拯救"瘪了的足球"?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4年11月04日10:0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104/c1001-25970672.html

11月2日傍晚，随着广州恒大队第四次捧起冠军奖杯，随着“足球城”大连首次离开顶级联赛，2014赛季中超联赛在平淡和唏嘘中收官。

　　就在同一天下午，中央第十一巡视组对国家体育总局的巡视反馈意见出炉。“赛事审批和运动员裁判员选拔选派不规范、不公开、不透明”、“比赛违背公平原则、弄虚作假”、“赛事开发经营混乱”、“总局直属单位权力高度集中”等表述，引发网友特别是广大足球迷的强烈反响，中国足球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足球是世界上关注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体育运动，中国足球同样牵动着无数国人的心。无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普通群众，都对其倾注了巨大热情和心血。然而，职业化改革20多年来，中国足球不仅成绩上不去，还成了不正之风和腐败的温床。形形色色的足球乱象，如镜子一般折射着社会之殇。

　　如果将足球运动比作金字塔，塔基是广泛的民众参与，特别是青少年运动员的培养；塔的中部是各个级别的职业联赛；塔尖则是各年龄段的国家队。而中国足球却是，塔基萎缩，中部畸形，塔尖崩坏……

　　青少年层面，“足球人口”越来越少，优秀人才日益匮乏；为了孩子得到重用，一些球员家长甚至要向教练员送礼、献金；为了追求成绩、谋求政绩，一些地方性比赛中甚至存在篡改年龄、以大打小现象。

　　联赛问题更甚。一方面，假球、黑哨横行，球员、裁判员、俱乐部负责人乃至足协官员深陷赌球和行贿受贿的泥潭。前些年的足球反腐风暴中，就有谢亚龙、南勇、杨一民等多名中国足协高官因受贿罪获刑。另一方面，违背公平竞赛原则的默契球问题严重，尽管媒体和球迷口诛笔伐，问题仍不了了之。更可怕的是，管理部门公信力持续下降，坊间不时传出“官哨”、“内定”等流言蜚语，甚至连联赛广告合同也备受质疑。

　　承载广大球迷期盼的各级国字号队伍的不争气、不给力，直接暴露出中国足球的选人和选帅问题。据媒体披露，南勇、蔚少辉等足协官员曾收受国脚赠送的贵重礼品乃至现金，个别球员甚至通过送礼进入国家队。选帅问题上，国家队前主帅卡马乔的天价违约金问题令人费解，青年队主帅人选更是让球迷看不懂。人们不禁要问，中国足球选帅标准和程序到底是怎样的？

　　平心而论，中国足球的很多问题并不完全是由管理部门引起的，但职业化改革的不充分、不彻底，特别是管理部门的不作为、乱作为，却是导致其逐步走向深渊的主要原因。1992年的红山口会议，吹响了中国足球由专业化向职业化转变的号角。但时至今日，中国足球的管理机构仍然扮演着社团组织、行政机构等多重角色。一方面，对本该由市场运作的职业联赛干预过多，“管理”方式是粗暴的、包办式的，依然秉承着计划经济的僵硬思路，甚至有“滥权”之嫌，而“滥权”必然导致腐败；另一方面，对联赛、对国字号队伍的管理却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对诸多恶劣行径近乎纵容，这是不作为，是“懒政”。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旗帜鲜明地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备受关注甚至被认为是“瘪了的”中国足球而言，必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而当务之急就是破解不作为和乱作为问题，尊重法律、尊重产权，加强具有技术含量的、充分适应市场规律的监管。浙江、安徽等地出台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确哪些事“不能干”和“不能不干”的做法，或可借鉴。（记者 瞿芃 原标题：拿什么拯救“瘪了的足球”？）

莫要漠视民生

人民体谈：先刮清“假赌黑”脏污，再谈中国足球未来

来源：人民网 2024-09-11 11:17 北京 林 风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9868293993550895

你以为某场球是球员状态不佳，原来是人家收了“黑钱”；你感叹某个比分球队“尽力”了，或许人家背后在操纵、交换着利益。足坛“假赌黑”涉案情况一一公布，着实让人大开眼界，惊掉下巴。
9月10日，国家体育总局、公安部在大连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足球职业联赛“假赌黑”问题专项整治行动的相关情况。自2022年以来，公安部重点交办辽宁等地公安机关侦破相关赌球、假球专案，整体谋划打击网络赌球、操控比赛、行受贿赂等违法犯罪，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28人，打掉网络赌博团伙12个，查实涉嫌赌球、假球比赛120场，对83名涉案球员、裁判员、教练员、俱乐部管理人员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通报情况十分详实，“篇幅”够长：查实涉案球队41支，涉嫌赌球假球比赛120场；涉案球员、裁判员、教练员、俱乐部管理人员83名；金敬道等44人终身禁足；巴合江·吾尔满等17人禁足五年……有球队、有球员、有教练、有裁判；有中超、有中甲、有中乙，还有女超。再联想到此前杜兆才、陈戌源、李铁等人的涉案，可以说，此次“假赌黑”专项整治查实的结果涉及“工种”多、波及范围广、违法问题深。不啻是对当下中国足球“假赌黑”的一次全方位深挖，全景式呈现。

人们总在发问，中国足球为什么就是踢不好？背后原因十分复杂，但诸如“假赌黑”折射的纪律、环境和风气问题，恐怕也难逃其责。对于足球事业来说，“假赌黑”不仅是弄虚作假、歪门邪道、阴奉阳违，更是严重违背体育精神和法律法规的“毒瘤”，是我国足球事业进步、足球形象传播和足球文化交流的拦路虎。

道理很简单，“假赌黑”作为传染性极强的体育毒瘤，不是孤立、孤浅的现象。如果各级联赛的多个球队和球员、教练都参与“分羹”牟利，谁还有心思真正踢球？谁还会把公平竞赛、争取一流当做比赛目标？谁还能给年轻球员做出正面表率？落到国家队层面，又有多少后备人才可以“扛大旗”、为国出力？从这个意义来说，深挖查实“假赌黑”违法犯罪问题，不放过任何一个为非作歹的人和机构，是肃清足球领域脏污，培育足球事业健康发展环境的前提。

任何突破体育道德精神、违法违纪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惩治。不论是司法判决、终生禁足，抑或是其他惩治措施，涉案的个人和俱乐部终将承担惨痛代价。狠挖利益、狠刹毒瘤、狠抓风气，对于眼下的中国足球而言，是必须果断、持续发力的课题。事实上，《刑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以及足协内部的纪律监察机构等，都对“假赌黑”明令禁止。为何问题仍旧潜藏直至曝光？隐蔽性强、利益同谋、相互包庇“保护”，是更深层的原因。能否借此契机痛定思痛，查漏补缺，完善机制，建立起真正严密、有效、完备、公平的反“假赌黑”机制，值得进一步观察。

中国足球，是时候重整旗鼓、重新出发了。站在重新出发的起点上，谈成绩、谈留洋都是奢侈，而是真正先让足球事业、足球环境干净、健康、有序起来。立好规矩、培好土壤、育好风气，让青少年踢球训练不再难、让人才选拔不再掺杂非法利益、让各级职业联赛足够公平，中国足球的好成绩、高水平才会水到渠成。

莫要漠视民生

人民日报发表时评：中国足球，铲毒瘤方能生新肌

来源：人民日报 2011年12月21日 07时38分  https://www.gov.cn/jrzg/2011-12/21/content_2025312.htm

12月19日，中国足协原要员张建强在辽宁铁岭接受法律的审判，而中国足协原专职副主席谢亚龙、南勇，原副主席杨一民，原著名裁判陆俊等昔日足球大佬，也将陆续受到法律的审判。庄严的司法利剑，刺穿了中国足球肌体上的毒瘤，把龌龊和肮脏的利益链条一一呈现。

    至此，中国足坛反腐风暴步入新阶段。这场反腐战役对于中国足球的影响有里程碑意义——并不仅止于惩恶扬善的道德层面，也不止于球迷多年怨气的发泄，这一足坛系列反腐案，会让我们更清醒地审视中国足球存在的恶疾；倘若以此为新的起点，中国足球也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说中国足球迷是世界上最“悲摧”的球迷，一点不过分。世界杯四年一轮回，奥运会四年一轮回，亚洲杯四年一轮回，球迷们希望燃起、破灭，再燃起、再破灭。究其背后，既有管理的“长官意志”，也有对青少年培养的漠视；既有职业联赛的混乱，更有足球管理体制的滞后。

    三名足协副主席落马，数十人涉案，近10家俱乐部受牵连，从甲A到乙级，从男足到女足，从俱乐部到一些地方足管中心都有涉及……随着审判细节的逐渐披露，症结也愈发清晰：中国足球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缺乏市场经济必备的法治精神，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约束、监管，从而使足球大环境变得极不健康。广大球迷寄予厚望的中国足球运动成为各种蛀虫寻觅、吞噬不当利益的温床。足球事业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在人才培养、竞赛管理和训练体制方面，尤其制度建设和法制法规方面，都远落后于足球事业发展的要求，更远远落后于世界足球发展的趋势。

    张建强案后陈辞：“没有道德、没有规范、没有制度、没有制约、没有监督”；谢亚龙狱中吐露：“在这个环境里，人慢慢变得麻木，丧失了警惕”。这是一种悲剧人生迟到的感悟，更是一种对足球工作者的警醒。

    铲除毒瘤，是为了生出新的肌肉；清理害群之马，更要注重惩前毖后。既要从产生“假赌黑”的体制机制方面找原因，又要更加注重法治建设，强化日常监督，防止小病累积生重疮；既要搞好中国足球的制度设计，又要培育好职业联赛，多出人才。

    足球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体育项目，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球迷群。从政府到民间，都十分热爱和支持中国足球，足球没有理由搞不上去。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9年，“假赌黑”的泛滥周期虽然漫长了点，但应该能成为过去，健康规范、市场和法治才是中国足球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但愿若干年后回望，这场在严寒冬日里的审判，会成为中国足球重生途中温暖的起点！（何勇）

莫要漠视民生

斩断一切腐蚀足球肌体的毒瘤

来源：南方日报   王庆峰 2024年09月11日 07:17  http://views.ce.cn/view/ent/202409/11/t20240911_39135114.shtml

9月10日，对中国足球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天。国家体育总局、公安部在辽宁大连召开足球职业联赛“假赌黑”专项整治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中国足球“假赌黑”问题。

　　通报结果显示，共查实涉嫌赌球、假球比赛120场，涉案的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球队41支，83名涉案足球从业人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前已有44人被判决，34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前国脚金敬道等44人被终身禁足，巴合江·吾尔满等17人被禁足五年。

　　一个公平公正的比赛环境，是足球事业健康发展的基石。但长期以来，“假赌黑”的阴霾笼罩在中国足球头上。早在2009年，足坛就掀起一场反赌扫黑风暴，当时有不少足球从业者被处罚。时隔多年，这场针对足球领域严重假球、赌球、黑哨问题的专项整治表明，“假赌黑”问题依然触目惊心。去年，中超、中甲、中乙一共才48家俱乐部。41支球队涉案，涉及联赛各个层级，无论男足女足，其积弊之深令人难以置信，其蔓延之广让人不忍直视。

　　这都说明，“假赌黑”不是偶然的，不是一支或几支球队的问题，而是系统性的、塌方式的溃败。某种程度上，“假赌黑”问题与足球腐败问题同根同源、互为表里，假球、赌球、黑哨等问题滋生掩藏腐败，腐败行为也助长加剧“假赌黑”问题。因此，必须清醒认识“假赌黑”，来一次彻底的刮骨疗毒。好在，相关部门进行处罚时，既没有因涉案俱乐部之众就“网开一面”，更没有因有些球员曾是国家队主力而“法外施恩”，表明了“零容忍”的坚定决心。

　　这正是中国足球需要的态度。斩断一切腐蚀足球肌体的毒瘤，是事关足球改革成败的重大问题，是影响足球行业由乱转治的重大考验，是输不起也不能输的关键之战、生死之战。无论是球员还是俱乐部，不管他有什么背景、靠什么关系，只要涉及“假赌黑”，必须依法依规严肃查处，绝不姑息。

　　这是因为，“假赌黑”问题不仅严重违背体育精神、破坏足球行业秩序，更侵蚀足球事业健康肌体，是贻害中国足球未来的“拦路虎”。足球，作为世界第一大运动，其魅力在于公平、公正。当我们喜欢的运动员公然靠球吃球，当自称从不踢假球的老将在场上扮演“戏精”，当金钱之手可以操弄出“冲超奇迹”，我们该怎样理解足球？当在一场U15青少年足球赛上，一群15岁以下的孩子公然踢起了假球，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中国足球的未来？

　　前不久的世界杯预选赛上，中国男足耻辱性地以0:7惨败于日本队，击穿了广大球迷对国足认知的底线。但其实，比起球场上的“惨剧”，球迷们更难以接受的，是球场外的“悲剧”。毕竟，球技不行还可以练，战术粗糙还可以磨，成绩不好还可以盼，但如果连人品都不行了、态度都不端正了，还有希望吗？对“假赌黑”问题形成持续高压态势，斩断一切腐蚀足球肌体的暗流，才能还中国足球一片清澈天空，为足球健康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

　　足球是圆的，再多的权力和金钱，也无法任意塑造它的形状。中国足球，务必要知耻而后勇。远离急功近利，远离弄虚作假，一场场比赛打，一个个球进，拼出态度，拼出精气神，不要再辜负大家的期待了！

莫要漠视民生

反思中国足球十一年：变质与匮乏

来源：中广网   2005-01-04 14:11  http://www.cnr.cn/tiyu/200501/t20050104_304529.html

中广网1月4日消息 ２００４年无疑是中国足球的大灾年，而在此之前，人们甚至憧憬２００４会取得大丰收。中国职业足球在发展了十一年后出现了如此严重的混乱，已很难总结，甚至可以说无法系统的总结。因为像管理者如中国足协，他们缺乏对市场足球的深刻认识；而经营者如各大俱乐部，他们因频繁换人，并且缺乏对中国足球全局的认识，也是难以总结；至于足球媒体呢，过于将足球娱乐化新闻化，使得没有几个人去真正研究足球本身的规律和中国足球的基本生存形态，其总结的深度难免不够。

    难以总结的更本质的原因是，无论是足协、俱乐部还是媒体，大都下意识地守着自身的利益不放，不由自主地推卸责任。正如从十月份开始的“足球革命风暴”，我们很简单地就发现，打压对方成为常规通用手段，但事实却是，从中国足协、俱乐部、媒体甚至教练、球员，都应该对中国足球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负责。

    作为上海地区唯一的一家专业足球经营公司——上海新赛季足球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今年３６岁的王俊生是那种真正热爱足球并能静下心来琢磨足球的人，这位与前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同名同姓的年轻人，从１９９６年就开始从事足球市场开发的探索和经营实践，长时间参与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上海市足球协会的经营开发工作，曾任申花市场总监，多次主办或参与过重大足球市场活动。日前，王俊生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谈及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１１年来的得失，颇多真知灼见。     

    上篇：变质－－中国足球是这样一步步走向堕落的

    王俊生说，在探讨中国足球衰退原因之前，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发展的历史，在梳理历史的过程中我们能发现影响中国足球发展的一些重要的人和事。

    虽然中国足球一再地伤球迷的心，但球迷们依然为之守侯。

    王俊生将中国足球自１９９４年实行职业联赛以来的１１年分为３个阶段：第一阶段１９９４年到１９９７年，４年时间，以１９９７年十强赛为一个节点；第二阶段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同样是４年时间，以韩日世界杯来划分；第三阶段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３年时间。

    他把第一阶段称之为“单纯足球阶段”。这一阶段最显著的特征有三点：一是球场里观众增多，场外关心足球的人激增；二是由于国际管理集团的介入，中国联赛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赞助商；三是比赛激烈而干净——比赛、观众、赞助商应该是构成正常联赛的三个核心要素。

    迄今为止，球迷对于足球联赛的美好回忆可能还是限于第一阶段。那时候刚从专业足球时代转型，联赛的赛会制变成了真正足球意义的主客场制，抓住了足球地域性这一核心要素，也是至今为止中国足球与国际足球接轨的最简单最本质的东西。第一批进入职业足球的俱乐部与当地政府大都关系密切，正是这种明显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亲密关系造就了第一阶段联赛的繁荣。第一批足球经营者大都具有对足球的热情，更多的俱乐部老总本身就是球迷，他们以爱好介入足球无疑使足球显得较为单纯。这种单纯特性在球员、球迷身上同样能得到体现，比如，现在大部分年轻球员学踢球的初衷可能更多的是踢球能赚大钱出大名，而当时从专业足球时代过来的球员，更多的是对踢球的爱好；球迷呢，现在的球迷更倾向于赶时髦或者追星，年龄明显偏小，而在当时，是把足球当作最大爱好的一批人。

    第一阶段单纯的足球发展势头很是迅猛，这得益于专业足球时代积累下来的丰富的足球资源——真正喜欢踢球的球员、爱球的球迷和政府支持的企业，而激活这些资源的正是职业足球市场这一足球的魔杖。如果这种势头能够发展下去，到了今天，十一年的时间，正是享受成果的时候了。

    可惜的是，１９９７年十强赛中国队的出局，给了发展中的中国足球当头一棒，世界杯未能出线，对中国足球最大的伤害是挫折了中国足球的信心，本以为经过四年职业化的发展，中国国家队应该轻松出线，哪知道事与愿违。十强赛最大败因应该是专业足球时代遗留下来负面的因素所造成的，中国足协还是按照过去的思维方式过于干预国家队，也就是说，足球之外的东西制约了足球的发展。

    而在此之前，另一种足球之外的东西已经出现，这就是前卫寰岛队“烧钱足球”。在１９９７年，前卫寰岛以明显偏离正常性价比的价格吸引国脚转会，打造豪华军团，它为日后困扰中国足球的高薪，以及俱乐部高成本运作导致严重亏损埋下了伏笔，这种偏离足球规律的烧钱足球演化到后来就成了“投机足球”。

    透支足球　

    王俊生说，足球之外的种种因素在１９９７年将健康发展中的中国足球引向了第二个阶段，他称之为“透支足球阶段”。   

    球迷开说中国足球 探讨中超改革大计

    经过第一阶段单纯足球的发展，中国足球的从业者忽然间发现，原来几年前不起眼的足球竟然能给他们带来如此巨大的利益。在利益面前，几乎所有人的心态都开始失衡。

    首先管理者希望获利，与公司争利提高足球市场运作成本，使一些尝试涉足足球市场的体育公司无法获取合理的利润。这三点造成的后果到２００４年终于显示了出来——俱乐部“造反”，赞助商大面积逃离，而十一年来中国本土竟然尚未诞生一家稍有实力及规模的专业足球经营公司，这三点说明了中国足球市场的畸形和失败。

    足协在透支足球资源的同时，作为企业的俱乐部更是蜂涌而上。首先表现在球员转会方面，虚抬物价；其次表现在对待球迷方面，球票的定价较之第一阶段飞速上涨；其三是对待赞助商漫天要价。

    接下来是球员。由前卫寰岛始作俑者的高薪高转会费、由大连万达俱乐部首创的高额比赛奖金，导致了俱乐部间的恶性竞争，其直接得益者就是球员。球员迅速成为了暴富阶层，这种脱离市场规律的现实除增加俱乐部的成本外，更负面的东西就是足球的社会影响渐渐走向消极。而本身就没受到多少教育的球员像改革开放初期的暴富阶层一样，开始渐染恶习，主动或被动地疏远了与球迷间的距离，很明显，透支了足球的社会资源。

    裁判员在这个阶段也加入了透支行列，“假Ａ”开始出现；足球媒体同样不甘人后，加入了透支大军，假新闻、零距离等恶性竞争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甚至足球经纪人也加入了透支队伍，以种种非常规手段让一些水货外援混迹于联赛赛场，既增加了俱乐部的运营成本，又挫伤了其他球员的积极性，让高水平外援带动中国联赛水平提高的愿望部分落空。

    在几乎所有人都在疯狂开采本不富裕的中国足球资源时，一个最危险的角色出现了，这就是世界足坛绝无仅有的“派系”。打个比喻，当其他人在用手工工具挖煤时，派系却使用了机械化，派系的危害不言自明。

    在透支阶段，过度开采使得中国足球的泡沫化越来越明显——所有的人都在捕鱼，并且还不断有人加入，场面甚是壮观，但鱼的数量却极为有限，可怕的是，连鱼苗也被捞起，而竟然没有人去养鱼。

   “狂赌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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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俊生说，“透支足球”注定了大家都开始无所顾忌，都不按足球规律办事。在出现了“高薪”、“黑哨”、“假球”、“派系”之后，中国足球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狂赌足球阶段”。

    ２００２年中国足球首次进入了世界杯，对足球资源的透支也发挥到了极致，随即在日韩赛场上，中国足球马上就原形毕露。

    如果说透支足球尚顾及一些规则的话，那么到了“狂赌”时期，中国足球人可以说是不顾一切了。

    “狂赌足球”以老牌俱乐部四川全兴的易主开始，资本以一种让人无法厘清的面目进入中国足坛；紧随其后的是“上海德比”，德比大战彻底冲破了足球人的道德底线，兄弟反目，师生成仇，足球已偏离了它正常的轨道；最可怕的是当游戏规则和足球“人性”的一面被破坏后，赌球就顺理成章了。

    狂赌足球阶段中，政治足球和投机足球逐渐成了主角，中国足协不顾联赛的狂赌奥运会、世界杯。     

    下篇：匮乏－－不缺钱不缺人，只缺专业

    王俊生认为，中国足球走到今天，有体制的关系，而更关键的是人的因素。同样是在中国，其他行业正在飞速发展，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的竞争力，而中国足球却不时给国家抹黑，将原因全部归于“体制”，实在是难以自圆其说。

    他说：“我们只能这样猜想，中国的社会精英没有进入中国足坛，而目前的足球从业人员，既不尊重足球发展的基本规律，又失去了将足球当事业来奋斗的专业精神，同时不具备搞好足球的专业技能，这三点可以说是中国足球衰退的根本原因。”

    足球专业规律的无知。

    王俊生说，足球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并且中国足球的发展也应有它的特殊性，换言之，就是如何掌握足球普遍规律，走出中国特色的足球发展道路。     

　　球员们在比赛中

    “像这些年来，影响中国足球发展的一些做法，明显违背了足球规律。比如说停止升降级，狂赌世界杯，我们不认为出线足球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中国球迷需要在世界杯赛场上看到我们国家队的身影，这是几十年来中国球迷的一个情结。但是，如何处理好国家队与联赛的关系就值得我们去探讨了，就像我们学校培养学生，既要为国家培养尖子人才，又要使一般学生掌握技能。还比如说派系，这是完全背离正常足球规律的做法，这种做法最终受害的不仅仅是中国足球，还有派系本身也会深受其害，你去破坏市场，市场反过来就会惩罚所有的从业者。再比如高薪，这是违背市场规律的疯狂举动，在其他行业里永远不会有这种不计成本的企业行为。还有像青少年足球培养方面，更多的是拔苗助长，这种无视足球运动员成长规律的行为使中国出不了真正的足球人才，至今为止，能拿得出手的球员竟然还是专业足球时代留下来的，职业化成长起来的国奥队，基本上不堪一击。”

    他说，对足球规律的无知在中国足球对待球迷和赞助商方面，显得更是突出。球迷和赞助商是支撑职业足球最坚实的基础，但这么多年来，足球对待球迷和赞助商是什么态度呢？一句话，把他们当做冤大头。只盯着球迷和赞助商的钱袋，根本没有为他们服务的意识。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一个普通球迷，现在想得到一个球星的签名，可以说是困难重重，要么托熟人，要么天天等在球队出入的门口碰运气，但在国外，比如德甲，几乎每周都会有不同的球员，在固定的场所如球迷用品专卖店，为球迷签名。还有像对待赞助商，我们的俱乐部有没有专门的部门和专业人员为他们服务？很简单一件事，比如赞助商一年花几十万做了场地广告，赛季结束后赞助商能得到效果评估报告吗？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无法做到，怎能不让赞助商纷纷撤退？

    对足球专业规律的无知，让中国足球吃尽了苦头。

　　足球专业精神的丧失

    王俊生说，俗话说，做一行爱一行为一行。但是，中国足球从进入透支阶段后，足球之外的东西明显地增多，到后来泛滥成灾。最主要的是中国足协的“足球政治”和部分俱乐部的“足球投机”。在中国，足球可能是要讲政绩，但足球纯粹为了政绩就非常危险了，这个主次矛盾一定要分清，只有先把足球搞好了，才有政绩。“我认为，由于足球的特殊性，决定了足球从业者可能首先必须热爱足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足球的专业内涵，换个角度说，才能更好地利用足球。”

    “足球本质上是个工具，它能够为你带来你所想要的东西。你可以利用足球升官，如贝鲁斯科尼；你可以利用足球出名，比如阿布；你可以利用足球赚钱，比如曼联的股东。但是，有一个规则，就是你必须按牌理出牌，必须先把足球做好才能得到你想得到的。”

    但这些年来，急功近利的中国足球人迫不及待地拼命追求足球之外的东西。中国足协走的是政治投机的路子，俱乐部呢，利用足球向国家要政策要资源，得不到就退出；球员呢，年年要求涨薪，到最后干脆直接赌球。他们都冷漠地对待足球带来的特有的乐趣，体验不到投入足球后所得到的成就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逐利是人的天性，但哄抢和偷盗就要受到惩罚。

    中国足球从业者对自己行为的无限放纵，注定了所有利益的最终丧失。

    如果足协、俱乐部、球员能从足球专业精神的方面考虑问题，先将足球当成自己钟爱的事业，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事业中来，再水到渠成地得到足球之外的利益，那么，在中国足球职业化在发展了十多年之后，每个人的篮子里都该有一些果子了。

    足球专业技能的匮乏

    王俊生认为，既不尊重足球发展的规律，又没有把足球当成事业的专业精神，中国足球的发展当然是举步维艰，更让中国足球难堪的是，放眼整个足球界，足球专业技能的匮乏竟然成了普遍现象。简单地总结一下就是，球员踢不好球,裁判吹不好球,俱乐部经营不好球,足协管不好球。

    多年来，中国球员整体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的下降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所谓中超成了“中糙”，劣质产品是无法吸引消费者的。日本足球为何能够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世界级球员。从反面来讲，中国球员打假球的功夫都不过关，因为基本功不扎实，一个简单的动作都作不好，让人一看便知是假的。靠这帮缺乏最基本专业技能的队员能够给球迷带来高质量的比赛吗？

    至于俱乐部呢，其足球专业技能更是让人不敢恭维。足球职业化至今已有十一年，但俱乐部似乎还在摸索管理模式，这在其他行业是难以想象的。比如国产手机行业，其起步要比职业足球晚几年，但已具相当规模，早已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及经营模式。如果中国足球俱乐部在管理方面能跟上，我们会看到如此泛滥的赌球吗？而诸如球员嗑药、暗箱引援等等负面东西，无不是俱乐部管理能力低下的体现。

    在经营方面，至今为止，中超俱乐部的机构设置大都是对付所谓的“中超标准”，经营部就是低价卖卖场地广告牌，会员部就是以低于零售价抛售球票拉人。我们不妨看看各大俱乐部年初的招商书，基本上简单而粗糙，几张图片加几条所谓的回报条款，就想赞助商投钱。一些基本的问题都无法讲清楚，比如球迷群体是何年龄段、职业如何、收入及消费能力如何等，比如企业产品及形象定位是否与足球消费群体吻合；比如足球广告较之电视报纸广告有何优劣势等等。总之，一句话，目前所谓的经营就像当年温州人的简单的上门推销。至于经营中最核心的部分对客户的服务，则最流行的方式就是送几张球票。

    而对球迷的服务则主要是卖球票，送队服，偶尔搞点球星见面会。没有一个俱乐部在培养球迷的忠诚度上下功夫，只是凭空宣传“胜也爱你，败也爱你”，球迷凭什么去爱与自己关系简单的球队呢？

    相对与其他行业而言，足球俱乐部最大的优势是拥有丰富的资源，我们发现百威是曼联合作伙伴，但没发现有哪家企业说是可口可乐合作伙伴，这就是足球资源的价值所在。如何将俱乐部的无形资产变成有形资产，是俱乐部经营的核心——俱乐部标志资源开发了吗？球星形象开发了吗？球迷用品开发了吗？

    “我认为，中国足球俱乐部引进了外籍教练球员，却无一家引进外籍管理人才和经营人才，也许是一大失误。”

    球员、俱乐部专业技能的缺失的直接责任者，要归于中国足协专业技能的缺失，中国足协既没有将自身工作做好的专业技能，又缺乏对整个足球行业规范和引导的专业技能。在外行遍地皆是的中国足坛，我们期待中国足球的进步是有点一厢情愿的。

莫要漠视民生

“留给中国足球的时间不多了”

来源：央广网微信公众号  2024-09-11 15:11:38  http://news.cnr.cn/dj/20240911/t20240911_526898879.shtml

9月10日，在世预赛亚洲区18强赛第二轮比赛中，中国男足主场1:2被沙特队逆转，痛失好局。（此前报道：遭绝杀！国足又输了……）

这场比赛，主教练的临场调整引发不小的争议。实事求是地讲，主教练的问题并不是根本问题。对沉疴缠身的中国足球来说，一场比赛的结果，并不能改变中国足球的“基本盘”。

梦幻开局却遭遇逆转

国足在10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以1:2不敌沙特阿拉伯队，遭遇18强赛两连败。

第14分钟，中国队在一次角球进攻中迫使沙特中卫拉贾米头球自摆乌龙。随后，沙特球员卡努蹬踏蒋圣龙，裁判观看VAR之后将其红牌罚下，国足在场上获得多一人的优势。第39分钟，沙特队同样利用角球机会，由哈桑头球破门扳平比分。半场结束前，武磊头球击中对方门柱外侧。

易边再战，沙特队在一次反击中射门击中横梁上沿，险些反超比分。第90分钟，哈桑再次完成头球破门，沙特队2-1反超比分。

最终，中国男足主场1-2不敌沙特阿拉伯男足。本轮同组的另一场比赛，印度尼西亚男足主场0-0战平澳大利亚男足，各取一分。目前两战皆负的中国队积0分在C组垫底。

国足主帅避谈辞职

在中国男足的赛后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伊万科维奇首先表示，感谢现场的所有球迷对球队的支持。

面对是否辞职的提问，伊万科维奇说：“这个问题不应该提给我，虽然上一场我们大比分失利，但我们小组中有三支实力很强的球队。我们的目标是排名小组前四，晋级下一阶段，我们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还有8场比赛，这场比赛的表现也比上一场好。”

根据规则，进入预选赛第三阶段的18支球队分为3个小组，每个小组前两名直接获得世界杯入场券，每个小组的第三、四名共6支球队将进入第四阶段比赛，继续争夺出线名额。

“比赛非常艰苦，我们是两个定位球丢球，队员非常拼。我们在上一场大败后做出了调整，本场表现出的比赛内容还是很不容易的。当然，失利还是令人非常遗憾。”伊万科维奇说。

对于球队的角球防守问题，伊万科维奇表示，角球前点是安排了球员，但在防守角球时还是存在漏洞。

谈到武磊等人的换人选择，伊万表示，武磊本场比赛很努力，球员进行了频繁的冲刺，体能会有一定问题，派上张玉宁是想在前场拦截方面给对方更大的压力。

赛后，中国男足国家队队员李源一表示，相对上一场比赛，球队已经做出了改变，在对抗与拼抢中能够对对手造成威胁，但两场比赛丢了三个定位球，做得非常不好。虽然球队打出了拼劲，但这场比赛本该拿分。


老老实实重建国足是唯一出路

世预赛18强赛两轮下来，几个理论上的“最弱队”都已经拿分，和国足同组的印尼队更是接连和两支亚洲一流队伍打平。国足的地位已经非常明确：18强最弱队、妥妥的亚洲第四档。国足从2002年时的亚洲强队滑落到至此，绝非偶然。

9月10日召开的足球职业联赛假赌黑专项整治发布会公布，2022年以来中国公安机关查实涉嫌赌球假球比赛120场，包括前国脚金敬道在内的44人被终身“禁足”。（此前报道：44人终身禁止从事足球行业！）

假赌黑如此猖獗，足球实力遭到严重损毁也就不奇怪了。

打击假赌黑，为中国足球割除了毒瘤。显然，由于历史“欠债”太多，“百废待兴”的中国足球现阶段想要打入世界杯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其不切实际地幻想，并为此迁怒各种因素，不如痛定思痛，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卧薪尝胆、一雪前耻。此时的中国足球最该学会“放下”、重回正轨。若是能以日拱一卒的精神，逐步修复联赛、强化青训，令足球发展实现正常化，从而凭借发展动能从第四流慢慢往上“升级”，中国足球就还有希望。

对中国足球来说，绝望和浮躁都要不得。按照足球发展的科学规律，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重建中国足球，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下一场球

北京时间10月10日

世预赛亚洲区十八强赛C组第三轮

中国男足将客场挑战澳大利亚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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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央广网综合央视体育、新华社、@FIFA世界杯、网友评论等

本期编辑：刘尚 伍里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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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搜狐网 2024-02-05 06:37  发布于：辽宁省  https://sports.sohu.com/a/756457448_403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