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系列——放火炮

韦何新农

过年系列——放火炮

过年放鞭炮是我小时候最高兴的事！

在老家，我们不说放鞭炮而说放火炮儿。大年三十吃过中午饭，发小们就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每个人衣兜里除了瓜子花生就是火炮儿。为了燃放方便，家庭条件好的发小会从大人那里偷根香烟——我们叫纸烟——点着，一面学着大人抽烟的样子装模作样，一面准备着点火炮儿。

我妈节俭，为了掐灭我放火炮儿的念想，她总是告诫我：“放火炮儿不就是听响声吗，哪个放不是都一样听得到。买火炮儿各人放，花钱不说整得不好还可能把衣服烧个洞把手指拇儿炸伤，你说划得来划不来？”

对我妈的说辞，心里虽然特别抵触但害怕挨打也只能嘟着一张嘴小声抱怨一番而已。放火炮在你们大人眼里只是听响，但在我们小孩子的意识里，除非亲手燃放，内心的欲望很难得到释放。于是，每到过年，我总是千方百计找出各种借口乞求我爸，然后将得到的几分镍币偷偷拿去买火炮儿放。

卖来的火炮儿除非万不得已我是绝不会让别人代劳燃放的。家里没有纸烟，就偷火柴。那时候火柴也是个稀缺物，常被我妈锁到箱子里。没有火柴就趁我妈不注意的时候偷偷从灶孔里取根正在燃烧的柴火棍，实在没招了就只能咬咬牙和没有火炮儿但却有纸烟火柴的玩伴打平伙，我出火炮儿你出纸烟火柴，轮流点火炮儿，看着它爆裂，于声声炸响中让我们天真的童心得到愉悦和满足。

我读小学那几年，虽然偶尔能找个借口从我爸那里要几个镍币，但一年到头也只有我爸回家过年那几天。为了保证过年有火炮儿放，我和街上大多数发小一样自己想法挣钱。周末和寒暑假去背力每次也能挣到两角三角的，但因为要求大人统一结账除了背力当天大人特许一个肉包子肉饼子外连几分镍币也捞不了手。于是，我们就在洪水过后去河岸边捡铜，去山坡上挖“麻芋子”，砸杏核取杏仁，收集橘子皮等。将这些东西处理后晒干拿到采购站卖了也能换到几分一角的镍币。发小们对自己的劳动所得很珍视，舍不得买饼子包子果木子，藏在家里某个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为的就是过年好买火炮儿。

钱少火炮儿只能按颗买，好在供销社、小摊贩知道小孩子囊中羞涩，他们也乐意为之。大人说，小摊贩按颗卖火炮儿比整盘卖赚得多，因为一盘火炮儿一百颗，整盘卖一元五，而单卖却是两分钱一颗，一盘就能多赚五角钱，差不多可以买四斤大米了。小孩子没有什么生意经，大人的话我们基本不在意，纂着沾满汗味的镍币买上五六颗火炮儿，装在衣兜里，幻想着接下来的各种放火炮儿的场景，满心都是喜滋滋的。

那些年，火炮儿装的火药都是小作坊自己配制的，药量少威力比现而今的鞭炮要小很多，发小中胆儿大的甚至还将火炮儿拿在手里放。用左手三个指头逮住塞满泥土的火炮儿底部，右手拿根点着的没有过滤嘴的纸烟将捻子点着。随着引信“吱吱”作响，心里就开始紧张，担心耳朵受不了炸响的刺激试图用手捂住，但又怕听不见炸响让人遗憾而欲放胆直面火炮儿的爆炸。就在这“捂耳朵”和“放胆直面”的纠结中，就听“砰”的一声闷响，火炮儿已经燃爆，于浓烈的火药气味中我们个个都兴奋得不知所以。

再看放火炮的发小，就见那逮在他手里的火炮儿，上半部虽然已经炸去但下半部却依然完整，硝烟散去还能看见三个指头中那半截火炮儿里面填充的泥土。哪像如今的鞭炮，一声震耳欲聋的爆响之后就是横飞的纸屑，别说逮在手上放一定会将手指炸伤甚至炸残，即便隔着几米远燃放也能感到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对身体和脸部的震动。

为了让兴奋持续，我们都特别吝惜衣兜里的火炮儿，每个人都在算计着如何让其他发小把自己衣兜里的火炮儿先拿出来燃放，好让自己的留到最后。老家神潭溪两条街道，家境好的人家也有买整盘火炮儿燃放的。于是，除夕午饭后，我们一帮发小便结伴逡巡于古石桥两边的巴中街南江街，围住整盘放火炮儿的人家看热闹听响声，但最主要的却是为了“捡漏”——也就是没有炸响的残留。

整盘燃放火炮儿的人家，大多是回家探亲的在外面工作的干部工人。为了喜庆热闹，他们大多喜欢把一整盘火炮儿挂在竹竿上或者吊在大门口的门当上燃放，也有为了图省事干脆铺在地上燃放的。在众人的围观下，“劈里啪啦”连续不断的炸裂声中，缕缕烟雾也在围观人群的欢呼中直上房顶，给人一副“蒸蒸日上”的寓意。因为手工制作，一盘火炮中总有几个引信没有压紧和断裂的，一盘放完这些就会遗留在地上，发小们便蜂拥上前双手在地上一阵抓绕，运气好的总能小有收获。更有胆儿大的发小，甚至在一盘火炮儿放到还剩十几二十颗的时候，就看准时机猛扑过去用手将燃烧的引信扯断，再将剩下没有燃放的火炮儿抓在手上一溜烟地跑开。每遇此事，虽有不少人撺掇主人将其抓住，但放火炮儿为的就是图开心，主人家虽然嘴上吵着追但大多一笑了之。

文革中倡导“过革命化的春节”。作为革命化的象征之一，1967年春节火炮儿便没人售卖了。过年没火炮儿放，这让我们小孩子咋过啊！没钱，能忍；没肉吃，也能忍；但总不能让一帮发小没火炮儿放就这样“冰封哑静”地过大年吧。于是，就有发小开始自己动手做火炮儿了，不就是在纸卷里放入炸药装上黑火药卷成的引信再将两头用泥土封严实吗，那又有什么难的呢。很快，我们就得到了发小做的火炮儿，只是，他们做的火炮儿不叫火炮儿而叫“摔炮儿”，模样就是用一小块布包成的拇指头大小的疙瘩。为了增加摔响的成功率，疙瘩里除了炸药还加入了将细瓷碗捣碎后的细末，然后用细线将小疙瘩口子缠紧就成。

发小中最先知道如何做摔炮儿的是长娃子。长娃子姓岳，叫我妈三姑，因为是家中唯一的儿子，他爹给他取了个“长娃子”的小名，也是希望儿子能够长命百岁的意思。长娃子打小动手能力就强，我家煤油灯的灯芯管好几个都是他八九岁的时候用罐头皮和一根筷子做成的。长到十来岁的时候长娃子就能自己做筷子和给筷子烙花并以此为手艺挣钱补贴家用了。在买不到火炮儿的那年春节，他居然无师自通地做起了摔炮儿。

看到他从兜里摸出一个小疙瘩朝我们聚集的青石板地上扬手一摔，就听得“噼啪”一声爆裂，一缕烟雾便随即从地上腾起。突如其来的炸响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但当我们知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摔炮儿后，在场的发小都争着和长娃子套近乎，为的就是想从他那里得到一颗摔炮儿。长娃子实诚，因为家里穷还有些自卑，见发小们围着自己示好，他便来了劲，很有些卖弄地把做摔炮儿的材料和配方告诉了大家。

从街坊嘴里听说过黑火药的配方是“一硝二黄三炭子”，也就是一份硝石粉两份雄黄粉和三份木炭粉，至于“份”是按体积还是按重量估计长娃子也搞不清楚，我们就更不关心了。雄黄是我们老家的叫法，学名被叫做硫磺。按长娃子的说法，黑火药必须用火点着才能爆炸，而摔炮儿用的是“黄火药”也就是我们口里的“黄药”。黄药不需要木炭粉，虽然雄黄和硝石也按一比二的比例，但雄黄的比例越高摔炮儿就越容易被摔响，只是灵敏度高了危险性也随之增加，别说沾着火星就爆炸，有时甚至调制黄药的力度大了都能将其燃烧或或引爆，所以雄黄的比例必须控制在一个比较安全的范围，至于多少为好，长娃子没说。

硝石因为有泄热通便清热解毒的功能，早先年老家人多用它来治疗痢疾和脓肿，所以不少人家都有留存；雄黄因为和端午节沾了边就更常见了。很快，发小松柏子就自告奋勇地去他家里取来了硝石粉，还顺便拿了一个瓷碗底座，说是捣细掺入摔炮儿让其更容易摔响；另一个发小刘厚雄说他家有雄黄，还说去他家“整”黄药方便，一是他家房子大，二是他妈患白内障看不见不会干涉。

说是怕“艄公多了打烂船”，我们几个年龄小的发小被刘厚雄挡在了大门外，虽然有人坚持要进屋，可长娃子以进屋就不给摔炮儿相威胁，这才迫使我们不敢造次。作为安抚，刘厚雄说可以不关大门，好让我们过一把看长娃子兑黄药的眼瘾。

在靠墙一张矮腿小方桌上铺张对开的报纸，长娃子一边指挥松柏子用碓窝将雄黄颗粒捣成粉末，一边很是小心地将硝石粉用一个细瓷调羹舀到报纸上再用鸡毛翎子轻轻将其扫开铺平。随后长娃子从松柏递来的手上接过碓窝放在方桌一角，用拇指和食指试了试雄黄粉的粗细便用调羹舀出几勺，很是小心地轻轻倒在摊开的硝石粉上。拿眼看了看屋内的刘厚雄和松柏子，再拿眼扫视了我们几个正在门外探头的，长娃子最后才一脸凝重地轻轻用鸡毛翎子将雄黄粉和硝石粉进行混合。

就在我们看着长娃子手拿鸡毛翎子捣鼓黄白两种粉末的时候，就听得屋内一声好像是柴疙兜燃烧发出的“噼啪”声传出，还没等我们有所反应，就见方桌上突然窜出火星。随着一声“嘭”的闷响，一团黑烟闪着火光顷刻间冲上房梁。这一幕早把我们门外的几个小孩吓得不知所措，正待转身逃离的当口，就看见刘厚雄冲到方桌前，一手一个将松柏子和长娃子拉开，然后赶紧抬头查看蹿升的火苗是否点燃屋顶的檩子椽子。

房子没被引爆的黄药点着总算让人松了一口气，看见长娃子和松柏子用手捂住头，我们这才发现俩人不仅眉毛和前额的头发被火苗燎焦，一张脸还被火苗和浓烟熏烤成了黑一块白一块的大花脸，不少地方还被燎出了水泡。可能是被这突如其来的爆燃给吓坏了，两个人满眼充满了惊恐。很快，得以进屋的我们便发现了原委。原来，在堂屋另一边靠墙位置有个火塘，里面正好有个正在燃烧的树疙兜，刚才我们听到的那声“噼啪”正是树疙兜内的“气室”在高温炙烤下突然爆裂，让飞出的火星正好落在了勾兑的黄药上。

那年春节，我们没有得到长娃子制作的摔炮儿，但街上的摔炮儿却多了起来，包括我在内的每个小孩口袋里都有几颗。走到人多的地方，猛不伶仃地往地上摔下一颗，看着被突如其来的炸响惊吓的众人，心里充满了恶作剧得逞的窃喜。

此后的几年，“革命化春节”一直继续，但因为有了自制的摔炮儿，年味总算还能在我们小孩子的心里念想着，延续着，陪我们快乐，陪我们长大......

vv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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