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推荐 | 发达国家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先进经验与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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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推送摘选自《环境保护》2021年第六期一文《国际先进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经验与启示木》


美国、德国、瑞典和日本等国家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体系，这些国家在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工作方面都取得了不菲成绩。因此，分析这些国家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对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德国强调形成清晰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核心原则，其政策大多围绕着“全生命周期治理”这一原则进行设计。1986年德国颁布的《废物防止和治理工作法》和《防止和再生利用包装废弃物条例》重点阐述了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要全面贯彻全生命周期治理这一思想。1991年德国制定并出台了《包装废弃物管理法》，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明确提出生产者责任制在包装管理中处于关键地位，提出产品生产者的责任不仅局限于设计、生产产品，更要将生产者责任制与全生命周期任务紧密结合。41。1996年《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在全生命周期的基础上强调生活垃圾管理以预防产生为主，对于无法避免产生的生活垃圾，要以再用和他用为主，提高资源的再利用率，经过一系列“压榨”后再进入垃圾处理末端环节的生活垃圾也要尽可能实现无害化处理，避免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和破坏。这一法案进一步确定了德国垃圾处理的基准，强调了各企业在生产消费中对垃圾的合理处理方式。2003年德国首次提出通过收取押金促使公众参与回收塑料瓶活动的倡议¨。，这种回收押金制度不仅是全生命周期理念的重要体现，提高了塑料制品的回收率，而且潜移默化地将“使用更有利于环保的循环使用制品比使用一次性产品更优惠”的理念传递给消费者。

美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注重细化政策内容，从而达到提升监管效果的目标。美国出台了很多垃圾减量化政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联邦政府在1976年颁布的《资源保护与回收利用法》，该法案是美国政府用于管理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减量的基本法，它不仅优化了美国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体系，而且对城市生活垃圾的预防、排放、资源化利用、转运、堆积和处理等都进行了严格规定。为了使得政策得到进一步细化，美国各州可以向联邦政府申请行使该项法律的权利并以此为基准补充修订各自城市生活垃圾的法律法规，明确资源再循环目标。此外该项法案分别在1980年、1984年、1988年、1996年进行了修订，最终构建并优化了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修复(Re—covery)、分类回收(Recycle)、重复利用(Reuse)和减量(Reduc—tiOn)的4R原则哺1，这一原则为诸多固体废弃物的循环利用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

瑞典是世界上在垃圾管理方面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这一切得益于瑞典形成了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1999年瑞典出台了《国家环境保护法典》，这是瑞典进行城市生活垃圾监管的代表性政策，该法典明确划分了政府、企业和居民在垃圾管理中的角色和职责，对于不符合政策规定的行为，依法追究各主体的管理责任，以便发挥主体互相监督的政策作用o。2012年瑞典环保局推出了《从生活垃圾到资源——瑞典2012—2017年生活垃圾处理规划》，该项规划划分了政府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中的引导和主体责任、居民的执行责任和企业的承接职责旧1，强调不同主体在生活垃圾减量化管理中的职责划分，便于追究政策管理问题的责任，强化各主体的责任意识，提高垃圾的资源化利用率，减少原生资源开发。

日本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主要得益于日本完备的政策组织框架。1954年日本政府制定并出台的《清扫法》规定了日本的市、町、村应当对城市生活垃圾进行分级管理，每一级管理者和当地居民都有特定的任务，由下及上层层支撑，完善垃圾治理体系。为了适应社会对垃圾管理的最新要求，2000年日本以《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法》为核心建立了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层组织体系。政府负责监管、制定和执行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企业和居民负责具体执行和实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居民还有监督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制定、执行和实施的义务。2003年日本以基本法为参考颁布了《循环社会形成推进基本计划》，其中进一步优化了组织框架并扩充了各主体的职责，在基本法的基础上增加了地方团体、NG0／NPO的主体地位。该计划将政府职责扩充为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推进区域循环圈形成；推进本国国民生活方式的转变；振兴循环型产业；完善资源循环利用以及合理处置的结构。国民作为推进循环型社会建设的主要力量，要采取购买环境负荷小的产品、积极参加垃圾减量化和再循环活动等方式参与循环型社会的构建。NGO／NPO和大学要扩大协作，提供准确的信息，开展相关环境教育活动来提高周边居民环保意识¨0|。企业要执行扩大生产者责任制度和产品生命周期评价制度，及时公布环境报告。地方自治体作为区域循环型社会建设的核心，在推进城市生活垃圾收集分类时要执行生活垃圾收费制度¨“。这种组织框架极大地提升了生活垃圾处理的效率，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