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贤德：难望我的放牛娃、牛把式时代

吴贤德

吴贤德：难望我的放牛娃、牛把式时代

                  

                          吴贤德/文

  何人称之“牛把式”？不要说城里的孩子很少知道，10年后，只怕连农村孩子也很少知道了，孩子们所能知道的，那就是牛的肉可以食用，他们哪里会知道牛对人类，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伟大奉献者，笔者作为一个亲身体验者，这里简单作以介绍，以便让“牛把式”三字传承下来，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忆，中国农业生产有很多传统的东西值得记录和载入史册。

六十年代初，笔者出生在豫南大别山下，一个人多田地少贫穷而又落后的穷乡僻壤，全村人住的除了土坯茅草房，还是土坯茅草房，一年所收的粮食就是一天三顿喝稀饭，也只能勉强够大半年，尤其像我们姊妹多的家庭就更不用说了，姊妹五、六个，靠父母两人挣工分来养活，一到农闲，一天只能喝两顿稀饭。

  记得我8岁（虚岁）时，由于我的比同村同龄人个头高大，为了帮助家庭每天多挣三工分，在大队（现在村委会）当会计的父亲，找到生产队（现在村民组）队长，让生产队的一头大黄牛给我饲养，于是，我从此成了全村唯一一名放牛娃。

  人民公社（现乡镇）时期，农业生产一般由生产队组织，社员以生产队为劳动单位进行劳动并取得报酬。但农业劳动通常在广阔而分散的土地上进行，对劳动者努力程度的监督十分困难。因而，在最终产品收获之前，难以判断每一个工序的劳动质量。

生产队普遍采用了“工分制”作为劳动的计量和分配依据。这种“工分制”，以潜在劳动能力为依据，根据性别、年龄为每一个社员指定一个工分标准，按工作天数记录工分数，年底根据每个人的工分数进行分配。

  不要小看每天三工分，那个年代，男壮劳力干一天计10分，妇女干一天计7分，真是不干不知道，平时看着放牛骑在牛背上是个舒服活，可是一干才知是个苦差事，比如：冬天农闲牛不干活了，放牛人可不能闲着，晴天，早上把牛牵到山上啃草根。

如遇雨雪天，牛不能赶出去上山放养，我们家是水稻主产区，牛吃的和牛铺上保暖铺的也只有稻草，牛不愧是大牲畜既能吃，又能尿，又能拉，头天晚上铺的又干又净的稻草，第二天整个牛棚变成一道河，又潮又湿的草上、地上，拉的全是臭气熏天的牛粪尿。

说好听点是饲养员，其实和现在敬老院里的保育员差不了多少，牛虽然不会开口讲话，但每头牛在全生产队，一百多名老百姓眼中，那可头头是“宝贝”疙瘩，没有牛，农忙季节拿什么耕田耙地？所以每个饲养员都担有一点风险，那就是你既然是饲养员，就是责任把牛饲养好不能让它生病，只有把你负责饲养的牛养的膘肥体壮，你才算尽到了一个合格饲养员。

为了不让牛挨冻受饿和保护好牛的身子，早晨吃完早饭后，全生产队十几个饲养员，都风雨无阻的赶到养牛棚，把牛棚内的牛粪尿清理干干净净，重新换上新的铺草。每每想起这些，觉得那时干的活很有趣，也很值得记忆。

  负责养放牛的人，最怕的就是春耕、夏种、秋播三个季节，这三个季节责任最大，为了把牛养的膘肥体壮有力气干活，由于那时没有时钟，每天几乎都是凌晨鸡鸣二遍（两、三点钟）起床，从牛棚把牛牵到山上啃青草，天亮把牛送到田间“牛把式”手中。跑回家去，急急忙忙吃完饭，再去清扫牛棚卫生。

  清扫完牛棚内牛尿、牛粪，这时又该赶到田间“牛把式”处等生产队放工，从“牛把式”手中接过牛绳，去找牛喜欢吃的青草山上，中午别山都放工回家吃饭，而放牛人顶着蒸笼的太阳，牵着在山上、田埂、地边……热个半晕眩不说，身上被蚊、蝇叮咬的到处都是疙疙瘩瘩又痛又痒小红疱。

  晴天还好点，遇上刮风暴雨天，那年代放牛又没雨伞、雨衣，条件好点的头顶个斗笠身披蓑衣，条件不好只能头顶块蛇皮化肥袋里，稍微大点风一吹就烂几个洞的薄塑料内袋，常年受风吹、日晒、雨淋、寒冷……患伤风感冒、打疟疾等病，是放牛人家常便饭。背地里也不知流过多少泪。

  那时村里孩子入学年龄都很晚，村里七、八、九、十来岁男孩、女孩，穿着开裆裤满村跑很正常，10岁那年夏天，据父母生前告诉我：突然得了一种医院都诊断不出来的“怪病”，每天凌晨一到三、四点钟时，我胸闷的上气不接下气，抽搐的浑身发抖和嘴唇发紫，看上去马上要停止呼吸和断气，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奇怪的是十几、二十几分钟过后，一切又恢复正常，像个没有病的人。

  父母为了我治病，不得不让我放弃为生产队放牛（饲养员）挣工分，这时我已完全记事，父母为了尽快把我的“怪病”医治好，请了不少公社和大队医生，包括民间医生，来家诊断我的病后，个个都摇摇头哀声叹气而走，告诉我父母：根本诊断不出是得了啥“怪病”。

  咱们中国有句“治病乱投医”，尤其在哪个农村医疗水平落后六、七、八十年代，既然正规医生诊断不出啥病，情急之下，父母不得不求助“风水”、“巫婆”、“算命”……民间“神医”，说来也巧，我的真的让一位“神医”给治好不再发作了。父母为了感谢这位老“神医”，还把结拜给这位“神医”女儿做干儿子。但在我的记忆里，我们两家从来没互相来往过。

  据我大伯生前告诉我：我的病情严重和眼看快不中，双眼睛紧闭只有微弱呼吸时，父母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不在家怕我病死在床上，只得狠心把我从床上抱到堂屋（客厅）地上躺着，用晾晒谷物用大圆形竹簸箕罩在屋中央，晚上才从地上抱到床上。大伯说我命大（硬），几天后，我的双眼睁开了，呼吸也正常了。

   11岁时，我的身体恢复正常后，父母把我送进了大队小学，从此我便成了：小呀么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没有学问无颜见爹娘……一名读书的小儿郎。当时一年级全班80多同学中，虽然和同龄人不少，但由于我的个头比别人都高，一年级未读完，直接跳进三年级。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7岁那年（1978年），正在读初中三年的我，发奋拼命读书考上大学，走出大别山穷乡僻壤山沟沟梦想时，我的梦想彻底被击碎了，家庭突发一件不幸的事，我们家的顶梁柱年仅43岁正值年轻力壮的父亲，突然被无情的病魔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父亲去世后，作为家庭老大的我，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放下书包和母亲一道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来养活一个14岁的弟弟和一个11岁和9岁，三个年幼无知弟弟和妹，从此我便放下书包成了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地道道农民。

  说我是个不幸运者，而我又是个不幸运中的幸运者，回到生产队后，大队看在我父亲担任大队、生产队会计，直至去世后，在清理我父亲帐目，没有发现侵占集体一分钱、一工分的面上，特的安排我在生产队担任民兵排长，放牛娃出生的我，一边参加生产队劳动，一边跟“牛把式”们学犁田耙地，我便很快掌握了“牛把式”们犁田、耙地等技巧，我是个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人，也成了全村小有名气的“牛把式”。

  那时每个大队都设有“民兵青年之家”阅览室，每到大队参加生产队干部会，利用自己担任生产队民兵排长便利，每次开完会返回生产队前，都会到阅览室里借些自己喜爱读的《中国青年报》、《河南农村报》等报刊，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没时间看，吃完晚饭后返回房间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翻阅。

  读的报刊多了，一天晚上，我仔细读完《中国青年报》“青年信箱”栏目后，心中突发奇想，别人能向报社投稿，我为什么不能？于是拿出书包里读书时没用完的作文本，写了一篇关于“山区青年读书订报难”300多字小文章寄给了《中国青年报社》。后来让我做梦没有想到的是，这篇小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后，不但被当年县委宣传部评为全县“优秀通讯员”，从此也改变了我的命运，从一个农村青年成为一名公社邮电所投递员。

  人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我的梦想就是自己何时也能够成为一名真正靠吃“笔杆饭”的记者，91年3月，为了圆隐藏在自己心中多年的“记者梦”，我怀揣在家乡工作时获得的一摞厚厚的各种“荣誉证书”加入了打工大军队伍。

  成功之门永远向坚持不懈和追求者敞开；坚持自己认准的路走下去，路就在自己脚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只要我们心中和大海里始终牢记这些名人名言，成功一定属于你，这是笔者亲身体会。

  论学历我只是一个连初中都没有毕业，从来没进过高中和大学之门的农民，我之所以从一个放牛娃，从大别山穷乡僻壤山沟沟里，一个农民走出大别山区，成为今天大都市里一员，从当初只能写“豆腐块”小文章，到今天拿起笔来能写，举起相机能照，从记者到摄影师，靠的是什？靠的是拼命勤奋学司和吃苦耐劳精神。图片来自网络。

吴贤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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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农村有赤脚医生啦！一般的小病是没问题的，大病就不行了！
取消人民公社之后就没有赤脚医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