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课业

睡不醒的芙

《我的二本学生》 黄灯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8月版

□ 王栋 （深圳大学特聘研究员）

在中国高等教育的结构性困境中，部分教师在文学视域下重新关注个体灵魂，尝试以非虚构写作回答时代课题，展现了极为稀缺的直面真实的勇气与真诚。

与大学招生人数越来越多的境况不同，如今大学生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少。无论是无处诉说，还是不想诉说，抑或是不能诉说，年轻群体的沉默似乎隐约折射出时代的一种困境。近年出版的《我的二本学生》一书描摹了一个被遮蔽的群体——中国二本院校学生，他们被更为广泛地讨论、认识和理解。

不过，在进入本书前，我想先谈谈王小妮的《上课记》和《上课记2》。2006年至2012年，王小妮任教于海南大学，这两本书记载了她与学生课堂内外的交流，展现了当代大学生的迷惘与成长。她看见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的焦虑与挣扎，深切理解他们养活自己与改善父母境遇的迫切心态，直陈“批评大学生急功近利是最无力和最不人性的”。王小妮心疼饱尝世情冷暖的学生，“从小就没得到过爱，可现在就要付出爱了”。

相较于王小妮笔下的一本学生，黄灯笔下的二本学生显得更为闭塞、彷徨与无助。同时，与王小妮对年轻人有诸多期冀不同，黄灯并没有更多预设。在与学生交往的过程中，黄灯发现二本学生实际上是通常意义上的“好学生”。他们努力上进，虽然答题成功率低一些，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而是贫穷带来的不幸。他们有的是留守儿童，有的父母下岗、离异，交不起学费，但仍拼尽全力试图通过教育改变自己与家人的命运。

黄灯因着师长的责任与善良，被这些“失败”的心灵信任。她理解了这些年轻人的命运，也深深被他们的苦闷、无助甚至绝望浸染。如果说曾为二本生和下岗工人的黄灯能够通过读书改变个人命运，那么面对学生的难题，她发现自己的心灵越来越黯淡，无从纾解。她最终交出的课业是《我的二本学生》一书，力图通过该书展现、分担并改善学生的困境。故此，该书以非虚构写作和社会学札记的双重方式展现了时代课题：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高等教育急剧扩张的今天，年轻人是否还能通过教育实现阶层上升？或仅能实现有限的生活改善？

出路在何处？尽管程猛的《“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一书认为底层社会也有文化资本，强调农村学生具有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以及学校化的心性品质，但他也明白社会流动需要健全的公共支撑体系。不仅仅是二本学生，那些考入“双一流”高校的学生们也越来越发觉个体的无力，只能自嘲“小镇做题家”。而即便是考入中国最高学府的学生，也可能徒然成为钱理群先生所说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事实上，教育的困境并不局限于中国。槙原久美子的《私立小学闯关记：不输在起跑线的精英教育》一书展现了日本顶尖私立小学“鸡娃”的层层挑战。同中国一样，高等教育在日本是一条狭窄的单向路，不仅孩子会面临严苛的应试教育、激烈的校园竞争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父母也要躬身入局，面临淘汰焦虑。美国的教育问题更多体现在如何在多元价值中平衡学生、家庭、学校与政府。约翰·孔斯和史蒂芬·休格曼的《教育选择：家庭的权利与责任》展现了美国公立学校的体制困境，认为应让家庭和学生有选择教育的权利；约瑟夫·维特里迪的《选择平等：美国的择校、宪法与社会》则从布朗案出发，重新诉诸宪法，提倡国家的教育责任。

每个灵魂的成长都需要很多很多的爱。在中国高等教育的结构性困境中，部分教师在文学视域下重新关注个体灵魂，尝试以非虚构写作回答时代课题，展现了极为稀缺的直面真实的勇气与真诚。王小妮在《上课记》中声明：“如果它完全是徒劳，也让这徒劳发生。”我想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言：“我们认真地教学，首先是为自己的：是从自己的职业道德出发，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知，是只顾耕耘而无法预计效果的。”

来源：南方教育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