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露天电影

韦何新农

看露天电影

看露天电影让我的童年和少年充满了快乐。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过年和看电影是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喜欢过年是因为有肉吃有新衣服穿，而喜欢看电影的理由那就太多了。除了看解放军英勇杀敌，看坏人被惩罚，看敌人被俘虏，更有那让人难以忘怀的故事情节。每次看完电影，我们一帮发小总要聚在一起争先恐后地模仿电影人物的台词和动作。兴致所至，也不管贴切不贴切，“高，实在是高”这句台词就会冲口而出，引来一阵哄笑。

得知街道某天要放电影的消息后，街坊特别是我们这些小孩子就开始兴奋，心里便盘算着到那天早点搬板凳，好去占据离放映桌最近的位置，——以我们当时的认知，越靠近放映桌观看电影的效果就越好。三合泥坝是老家神潭溪街上放露天电影最多的场所，离我家不过百米。即便是近在咫尺，可在我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的经历中，却从未一次能将板凳靠近过放映桌，因为总有人去得很早且一旦将板凳放到自己估计的放映桌位置后就会一直守候，——从下午两点到天黑电影放映，整整六七个小时，这该是对看电影有多大的痴迷啊！

那时候放映的电影不多，《地道战》《地雷战》是放映频次最高的电影。虽然反复多次观看，可我们却百看不厌。看得多了，电影的台词就能背诵了，于是，常常是电影中某个场景一出现，银幕——我们称之为“档子”——上的人还没开口，观众中就有不少人大声喊出了演员要说的话。样板戏电影开始在全国上映，很快，我们就喜欢上了这些唱念做打俱佳的彩色电影，一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中演员翻筋斗的场面，我们就热血沸腾， 其中的唱段也成了人人模仿和传唱的经典。

电影好看，可放映前的领导讲话却让人备受折磨。每次放电影，公社领导就要发表长篇大论，借机过一把对着麦克风讲话的瘾。从衣兜里掏出讲稿，用手调节一下麦克风的高低，再对着话筒咳嗽几声——我们称之为“咳卫生嗽”——以测试扩音效果，接着就开始唾沫横飞激情飞扬。等讲得差不多了，基本上一两个小时就没了。

公社领导的讲话特别让人难熬，可只要电影一开始，心情就能很快平复，毕竟，样板戏电影对我的吸引力实在太大。邻居的丈夫在外工作，一次回家探亲正好遇到放映《智取威虎山》。电影放映到杨子云打虎上山那场戏时，坐在近旁的邻居丈夫说，杨子云身穿的那件大衣的面料是毛哔叽里子是羊羔皮草领子是水獭皮，价值至少两百块。第一次听到毛哔叽、羊羔皮草和水獭皮这些词汇和两百块的高价，心里立刻就升起了对邻居丈夫的崇敬之情，心想，长大了也一定要学他出去工作，不然的话一辈子连什么是皮草都不知道。

七十年代初，刚读初中的我们一帮发小，不满足于一年在家门口看一两次露天电影而不辞辛苦徒步二十华里路去下两看电影。因为是区政府所在地，又因为通公路，还因为当时有个临时驻扎在那里的一个地质队，于是县里电影队和地质队的电影队几乎每月都会在下两小学的大操场上放电影，且放的电影除了《样板戏》《地道战》《地雷战》之外还有一些新电影、外国如阿尔巴尼亚越南电影和批准可以放映的老电影，比如《奇袭》、《铁道卫士》和新拍的《侦察兵》、《渡江侦察记》等等。

一旦得知下两放电影的确切时间，我们一帮发小下午一放学就会结伴步行去下两。徒步两小时很累，但看电影的渴望却如此强烈，以至于不顾大人不给饭吃、回去不让进家门、进了家门不让上床睡觉的威胁。露天电影需要等到天黑，一般都在晚上八点才会放映，如果有领导讲话，正式放映往往会延迟到晚上九点以后。那时候，一部电影大约有四盘胶片，一个胶片放完需要更换下一盘，有时候换片间隙还要来一段革命宣传的幻灯片，如此一来，整部电影放完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有一次我们去下两看电影，看完后时间已经接近午夜十二点了。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黑夜，我们一行人行进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路上，基本只能凭感觉辨认方向。大家一个跟一个抹黑走路，行走间不时有人摔倒在稻田里或田埂下，因为太过困倦我们甚至走着走着就睡着了，猛不伶仃跌倒后被惊醒，忍痛爬起来再走再睡着再跌倒再惊醒直至走回家。心里虽然害怕被我妈惩罚，但看见我的狼狈相，妈也只好一边责备一边给我热饭。狼吞虎咽吃完妈热的饭后躺上床，可刚才那昏天地暗的困倦感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满脑子闪现的都是电影中那些引人入胜的画面。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初中毕业后我去南江县城和爸一起住了一段时间。比起老家神潭溪，县城倒是经常放电影，但一毛二分钱一张的电影票却让囊中羞涩的我很受伤。自觉没胆量学城里少数街娃儿那样翻窗爬墙逃票，于是，偶尔去两个驻在县城边上的地质队看免费露天电影就成了我那段时间特别祈盼的事情。

两个地质队，一个叫604一个叫407，分别驻扎在县城西边的小河和东边的断渠。断渠的407离县城大约一公里，而驻在小河的604离县城差不多三公里。地质队是省直属企业的驻外机构，享有很多县属事业单位望尘莫及的高额补贴和福利。自觉高人一等的地质队员工或家属，人前人后总会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天生的优越感，说话做事也是一副高高在上傲然。虽然经常听周围的人抱怨地质队的家属们把市场上的蔬菜禽蛋的价格抬高了，但我对他们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景仰。也许正是觉得外面的人不敢贸然进入，所以两个地质队的大院都没有围墙，这才给了县城一帮小伙姑娘以及小孩子去那里看“抹活”电影的便利。

作为地质队的专享福利，体系内部的专属电影放映队每月都会巡回为驻扎在各地的地质队放电影，这其中甚至还有外国电影，——我至今还记得去407看过的一部名叫《被压迫和被侮辱的人》的美国电影。本来，地质队员工特别是家属和上了年纪的工作人员很不愿意和不相干的人一起分享。于是，为了不让外面的人来看“抹活”电影，地质队的人便开始和县城一帮男女青年们玩起了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猫捉耗子”游戏。

明明看见地质队院内篮球场上搭好了桌子，但无论你如何谦卑恭敬地询问，人家就是一副高傲地不屑一顾地鼻子里给你哼出一声“放什么啊放，不放！”。知道这样的话不过是自欺欺人，成功看过多次“抹活”电影的人便假装离开，然后躲在某个能窥见地质队院内动静而又不被里面人发现的地方静待时机。好在两个地质队周围不是山坡就是小河沟，找个隐蔽之处并不是难事。为了让外面的人相信当晚不放电影，地质队的人有时候甚至可以将放映时间一拖再拖地延后到夜里十点以后。

多次瞭望并确认外面的人已经离开，放映员才开始在篮球场中央搭桌子安设备，员工们也搬着凳子椅子陆续入场。电影一旦开映，人们的注意力很快被银幕吸引，待眼尖的人就发现不知什么时候篮球场边沿已经站满了县城的男女青年时，地质队的人虽然心里老大不快嘴里也唠叨不停，但生米已经做成熟饭，电影也只好继续放映了。

但也有例外，1974夏季的一天，听说604要放老电影《战上海》，下午五点多我就和几个认识的朋友结伴前往。一路沿着那条满是尘土的公路来到坐落在小河半山坡上的地质队，将近一个小时的步行不仅让我们汗流浃背，汽车驶过激起的浮尘更是让我们的头发蒙上了一层土灰。盼望着能看上一部好电影，劳累很快就被期盼所取代。然而，让人感到沮丧的是，我们一直等到夜里十二点还没看到放电影的迹象。实在熬不过，我只好和几个同样熬不住的人悻悻地回去了。第二天晚些时候，当我听说地质队居然在凌晨一点才放映了电影《战上海》后，后悔没有坚持最后那一小时的我真想找个地方大哭一场。

不让外人分享电影而拖延时间多少有些“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无奈，但为了愚弄爱看“抹活”电影的人，地质队员工故意放出某天要放电影的假消息就实在有些“可恶”了。有个寒冷的冬天，不知谁得知407要放朝鲜电影《卖花姑娘》，这可是当时最感人最好看的电影了。冒着严寒在地质队外面等候着窥视着，虽然被多次告知当天真的不放电影，但听惯了诳语的人哪里相信，于是就在寒冷的室外从头天旁晚一直坚守到第二天凌晨。脸，没了知觉，脚，又痒又疼，不少人还在坚守着等待着直到天际开始泛起鱼肚白。极不情愿地接受被骗的事实，有人却还要在假装坦然地在别人问起看了啥电影的时候，煞有介事的幽他一默：“《英雄白跑路》。”

时间到了1978年，那以后，县电影公司租用一完小操场作为晚上放电影的临时场地。一个初秋的晚上，我又去一完小看电影《刘三姐》，还没来得及坐下就惊讶的看见南江中学的语文教师陶佳被老伴牵着走进操场。号称“活字典”的陶老师因为视网膜脱落双眼已经失明多年了，但却对老电影特别钟爱，据知情人说，光电影《刘三姐》，他就至少“听了”不下十次。

看来，露天电影带给人们的喜怒哀乐并不局限于喜欢热闹的年轻人和小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