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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实行了开创历史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政策,至今已经走过40多个春秋。一方面,经济体制的改革,建立健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被誉为“中国奇迹”,举世瞩目;另一方面,对外开放的实施,先后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省等经济特区,它们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探索者和实践者,而且还是展示中国形象的“最佳窗口”,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这五个经济特区中,深圳特区的发展速度和建设成就无疑是最为突出的。40年的发展,深圳迅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创新中心之一,尤其在制度创新、科技发展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开创了1000多项改革的“中国第一”,跻身于全球最具竞争力城市的前列,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史上的“深圳速度”,成为了世界城市文明建设的典范,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光彩夺目,闪耀在世界城市之上。 深圳特区成立之初,其主要功能定位于发展“以工为主、工贸并举、综合发展”的外向型经济,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知识的窗口、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因而一直以来,经济建设成为了深圳特区的重要任务。到21世纪初,深圳特区的经济总量迅速跃居为全国大中城市的第四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位。伴随着深圳特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建设规模逐步扩大,常住人口数量也得到了不断增加,成为一座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000万人的国际化大城市。为了加快深圳特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深圳特区于2003年在全国率先确立“文化立市”发展战略。经过近20年的努力,现已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城市文化发展格局,成功打造了一个“文化深圳”,并多次荣获“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先进地区”称号,先后获得了“设计之都”、“全球全民阅读典范”、“杰出发展中的世界知识城市”等一系列国际荣誉。与此同时,通过“文化立市”战略,还推动深圳特区文化产业新业态的不断诞生,逐渐构建起以“高、新、软、优”为特征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明之城和国际文化创意中心。 深圳特区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让这个曾经的深圳从一个边陲农业县发展成为现在一座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因而又有“一夜城”之称。然而,正是这种称呼,也给深圳贴上了“没文化”、“没底蕴”、“暴发户”的标签,更为甚者,认为深圳是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将其视为“文化沙漠”。这种论调在社会各界广为传播,无论是官方文书,还是新闻媒体,抑或是民间话语,多有论及,屡见不鲜。只要把“深圳”、“文化沙漠”进行网络搜索,得出的相关信息多达数十万条。也许,在这一论者看来,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还是一座由移民群体构成的城市,既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也没有形成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别深圳特区建立前的宝安县,只有一台钢琴、一间剧院、一支宣传队,文化设施十分缺少并且相当落后。因此“城市年轻”、“没有积淀”、“缺乏特色”、“设施落后”,等等,就成为深圳“文化沙漠”的理由。 文化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根据这一普遍性的学术定义,构成文化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点,一是文化的创造主体为人类自身。文化是人类社会独有的现象,是人类区别与其它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因而离开人去谈文化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二是文化的形成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劳动既是人类谋求生存的手段,也是文化创造的方式,通过世代传承,经过历史沉淀后才能成为文化;三是文化的基本形态主要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决定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精神文化影响着人类的社会形态、价值追求和行为方式,两者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由此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发展。因此,判断一座城市有没有文化,不能仅仅从城市形成的时间长短和文化设施多少作为依据,必须要结合文化主体、文化传承、文化形态等角度,才能做出科学的结论。 首先,从文化创造主体上看,从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至先秦时期,深圳地区就已经有了人类居住,他们是古越族的一支,分布于深圳沿海地区一带。春秋战国以来,百越民族与汉族人民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疍家人。秦汉以降,随着汉族人民从中原各地不断南迁,至宋元时期,大量的广府人、客家人纷纷来到进入深圳各地定居,至清代中后期,逐渐形成了“东客家,西广府”的格局,并一直延续到深圳特区成立之前。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尽管曾经遭受过各种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或多次战乱的影响,但都没有造成深圳地区人居历史的中断,并且他们在这里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先后创造了具有地域特色百越文化、疍家文化、广府文化、客家文化等,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岭南文化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在我国改革开放和深圳特区成立后,成千上万的各族人民,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来到深圳,深圳也成为我国第二个聚居着56个民族的城市。他们的到来,不仅成为深圳特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还带来了各地文化的元素,进一步丰富了深圳特区的历史传统文化。 其次,从文化传承角度看,深圳特区成立后,不仅没有割裂深圳地区原有的历史文化,而且还在继承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发展,逐渐形成了具有“开放”与“包容”特点的当代特区文化。深圳原住的疍家人、广府人、客家人都是汉族人民南迁后与南方土著经过长期融合后形成的汉族民系,他们不仅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基因,而且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爱国爱乡、刻苦勤劳、勇于开拓、敢于斗争的精神品格,他们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开垦与耕耘着深圳这片美丽而又肥沃的土地。每当中国出现国难危机时刻,他们敢于斗争,走在时代前面,先后掀起了抗击葡萄牙侵略军的屯门海战、抵抗英国侵略军的九龙之战以及反抗清朝统治的三洲田起义,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我国华南地区第一支抗日武装队伍——“东江纵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炼就了信念坚定、百折不挠,报国为民、敢于担当,无私奉献、开放包容的“东纵精神”,留下了深圳地区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深圳地处滨海地区,唐宋至明清时期,深圳的近海地区一直是我国历代政权实行对外开放的地区之一,当地的疍家人、广府人、客家人与我国东南沿海各地人民一道,最早走上对外贸易之路。长期的海洋生产与生活,不仅留下了许多海洋历史文化地标,而且还塑造了他们敢闯敢拼的性格特点。深圳特区成立后,深圳人民传承了疍家文化、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海洋文化和红色文化的优秀成份,他们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精神和气魄,诞生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特区精神”。 再次,从文化形态方面看,历史上的深圳人民,在生活过程中,创造了形态多样、内容丰富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在物质文化方面,传统民居、宗教建筑、民间宗祠和圩市楼牌等随处可见,东部的客家围屋和西部的广府民居数量众多,至今还保留了100多座明清时期的民居。以大鹏所城为代表的文物古迹众多,遍布于深圳各个行政区域,其中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近50处。这些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大多数得到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如大鹏所城、南头古城、甘坑客家小镇、观澜版画村等,成为全国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旅游休闲景点。在非物质文化方面,传统的口头文学、音乐美术、舞蹈杂技、民间技艺、节庆礼仪等,题材多样,类别齐全,拥有以“沙头角鱼灯舞”为代表的7项国家级、26项省级和23项市级非遗项目。丰富多彩的各种形态文化遗产,不仅为深圳特区“文化立市”战略奠定了资源基础和现实条件,而且还通过创新与创意,进一步推动深圳特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并率先成功探索出“文化+”的产业创新模式。如今,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深圳特区国民经济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其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位居全国前列,并成功入选首批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名单。 最后,从“深圳”名称上看,作为一座城市之名,它是改革开放后,从一个世人不太知晓的小圩镇,“忽如一夜春风来”般的,迅速出现在大众眼前,而且只用了短短40年时间,就快速成长为一座新型现代化的国际性城市,可以说是我国40年改革开放成就中的一大亮点,深圳也成为全球关注热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正是由于深圳特区的经济建设成就惊人,科技创新成绩斐然,对于深圳特区的文化关注就显得不够,对深圳的文化底蕴了解甚少,因而就不可避免出现了所谓“文化沙漠”之论。但是,“深圳”作为一个地名,其出现至今超过600多年的历史。据有文献资料记载,“深圳”一名最早出现在明永乐八年(1410年),其位置就在今天罗湖渔民村附近的深圳河一带。从地名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深圳”这一名称就已经有了很丰富的文化内涵。“圳”的本义是指“水沟”或“河沟”,“深圳”就是指一条深水沟之意,即“深圳河”。在深圳地区的方言中,把水沟称为“圳”的则是客家方言,因此这一地名本身就赋予了一定的族群文化含义。到了清末时期,随着这一带聚集的人口越来越多,当地人便在深圳河附近,建立了深圳圩,即东门圩,俗称“老街”,为清代至民国时期深圳地区的“四大名圩”之一,直至深圳特区建立前,一直是惠东宝地区商品贸易中心。新中国建立后,在深圳圩设立了深圳镇,成为当时宝安县人民政府的驻地。与“深圳”相比,“宝安”一名,其历史就更加久远。秦汉以来,中原汉人南迁人数不断增多,陆续进入深圳地区,渔业、盐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深圳地区成为南方地区的渔盐生产中心。至东晋时期成帝咸和六年(公元331年),从南海郡分立东宫郡,下辖宝安等六县,郡治、县治均设于今天的南头古城一带。尽管后来的几经撤并,并在清代更名为“新安”,但深圳地区作为县级管理单位从未中断,至今也有1700多年的历史,“宝安”可以说是南方地区最古老的县名之一。1979年的改革开放后,宝安县从原来所辖的惠阳地区分出成立深圳市。1980年正式设立经济特区,2010年实行特区一体化,其管理范围也和原来宝安县辖境基本一致。正是这种历史延续,也同样使得深圳特区的传统文化得到了较好的保存。 另外,从历史文献资料看,深圳也和国内其它城市一样,留下了一批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的文献资料,它与深圳众多的文物古迹一道,成为深圳的历史证物和文化载体。据深圳图书馆研究和整理,在历代政权官方志书、岭南地区或广东省的地方文献中,涉及深圳地区的文献资料多达80多种。在深圳本土的历史文献中,则有明代天顺年间的《东莞县志》、清康熙年间的《新安县志》和清嘉庆年间的《新安县志》等。在深圳民间,各大姓氏家族,还保留不少明清时期的一些家谱,成为官方文献的有效补充。这些文献资料较为完整记载了深圳地区的历史、地理、风俗、人物、文教、物产等内容,成为了深圳特区历史文化的珍贵文本。值得一提的是,在深圳地区的各个历史时期,还诞生了不少杰出的文化名人和杰出人士,如东晋“孝子”黄舒、南宋理学家陈孔硕、明代音乐家潘楫、明代政治家陈向廷、清代武进士麦锦琮等。近代时期,涌现出清代抗英斗争的赖恩爵、反清斗争的钟水养。华南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曾生等为英雄人物。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深圳从来就不是所谓的“文化沙漠”,它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既有传统文化的根基,也有当代文化的新形态,两者共同构成今天深圳特区文化的内容。深圳特区从成立至今只有40年的时间,尽管年轻但不代表深圳就没有文化,因此,可以说“文化沙漠”论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认识,其本质就是否定历史,割裂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有害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从这个层面上说,“文化沙漠”论是一种与深圳特区历史与现实不相符合的观点,既不利于对深圳特区的城市形象宣传,也不利于深圳特区文化事业的发展,必须加以纠正这种以偏概全的认识。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深圳特区已经成为一片“文化绿洲”,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欣欣向荣,蒸蒸向上,正在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鉴于此因,我们在开展实地调查和文献搜集等大量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多方组织从事特区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和科研人员,编写出版了《深圳特区文化》一书,从文化学的角度,尝试对深圳特区文化的历史脉络与当代的创新发展,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归纳和总结,一方面,为社会各界对深圳特区文化有一个多角度、全方位的认识和了解;另一方面,也为今后深圳特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思考和思路。 新时代,新征程。让我们一起期待,担负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践行者和引领者使命的深圳特区文化,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建设,阔步前行,迈上一个新的高度。 新宏图,新起点。让我们共同祝愿,彰显中华文化魅力和文化自信的深圳特区文化,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和更加昂扬的姿态,从深圳走向全球的文化舞台,展现深圳特区文化的风采。
(本文为即将出版的《深圳特区文化》一书序言,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
本帖最后由 huangzhen2898 于 2021-5-5 17:41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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