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记事》系列之——农民的后代

韦何新农

农民的后代

和凯哥一起在村子里转悠，偶尔碰见下乡时的老熟人，见面总是很亲切，我也很喜欢和他们一起聊聊天怀怀旧。

有天上午，在村道上碰见蔡丛林，我老远就向他打招呼，可他却反应很冷淡，让我有些尴尬。凯哥说，他眼神不好，走到跟前都分不清男女，何况你们几十年都没见过面了。等到蔡丛林走到跟前，我又叫住他并告诉他我是谁。这一回他终于有了反应，连声道歉说自己眼神不济，要不是听我自己介绍还是不知道我是谁，随后我俩就站在路边聊了起来。

身材瘦小的蔡丛林，我下乡时是小队的记工员。别看记工员在生产队——也就是现在的村民小组——只是个普通职位，可因为关系到每天的工分而被看着是实权派，所以蔡丛林走到哪里都有社员特别是小媳妇和他套近乎。

我下乡那年，蔡丛林的爱人刚刚生完小孩。当时是集体下地干活，几个正在哺乳期的小媳妇只要下地，无论干活还是歇气，总会凑到一起大谈她们在月子里受到的“超级”待遇。一个说，月子期间每天吃五顿饭，早晚两次醪糟鸡蛋，一次六个。另一个就会说，除了早晚两次醪糟鸡蛋，中午还要煮一碗猪板油醪糟鸡蛋。如果有人质疑猪板油醪糟鸡蛋不仅油腻，咸甜味道也一定很难吃的时候，那个小媳妇一定会嗔怪地回应，猪板油醪糟鸡蛋，下奶！

“你们的月子才真叫月子，一天吃五顿，还吃两三次醪糟鸡蛋，中午还有猪板油醪糟鸡蛋。我坐月子那个月呢，我们家里穷，不像你们有那么多吃的。我胃口又不好，不晓得的咋个整起的，娃儿才‘洗了三’，我就觉得鸡蛋吃起来有股鸡屎味。开始以为是味口不好，后来给娃儿他爹吃了几个鸡蛋，他说好吃得很，那里有啥子鸡屎味。你们说，我这命啦，是不是莫得口福的穷命哟！”蔡丛林老婆的一席话，当即让几个小媳妇停止了讨论。还一天吃五顿饭吃两次或三次鸡蛋呢，人家吃鸡蛋都吃出鸡屎味了，你说一天吃多少鸡蛋！

想起这件事，我就问蔡丛林，我下乡时他老婆生的那个儿子。提起儿子蔡丛林来了劲，自豪中显出兴奋，开始还眯缝的眼睛不仅睁大了不少还透出了一股光亮。他告诉我，儿子争气，读书努力。农业大学毕业后，应聘到泸州农科院工作。结婚、生子、买房、买车，都是儿子自己完成，没要家里“淘一点儿神”。有了孙子，儿子儿媳把我和他妈接到泸州带孙子。我眼睛不好，帮不了什么忙，不想给娃儿找麻烦，我不顾儿子媳妇反对，坚持回来了。他妈在那里带了几年娃儿，等到孙子上小学了才回来。儿子儿媳总是要我们都过去一起生活，住不惯啊！楼又高，坐电梯头也晕，娃儿开车带我们去到处耍，晕车不说，我眼睛又看不到，不是浪费门票汽油过路费吗。

听着蔡丛林对儿子的描述，我就想起我在这里下乡的时候，别说一个村民小组，整个乡镇也没有几个大学生。而今，蔡丛林的儿子是大学生，凯哥的两个孙子也正在成都读大学，据我所知村里还有几户我认识的人家也供出了大学生。蔡丛林给我聊的话，虽然有炫耀的成分，但在我看来，他儿子虽然身上还流着父辈的血液，但思想和眼界已经超越了他们的父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真心为蔡丛林和他的儿子感到高兴。

有个当场天，我和凯哥准备去街上赶场。来到村委会院子边上时，就听见几个人在议论吴淑英的儿子回来结婚，从临夏开回来的豪车就停在村委会院坝里。下乡时我和吴淑英一家人都很熟，当时她在村里几个小媳妇中算得上又能干又漂亮的了。有老乡对吴淑英儿子的小车好奇，要我去看看是个什么车，值多少钱。我到村委会院坝里去看了一眼，那是一辆“荣威”牌轿车，当时的价格在四十万左右，虽然算不上“豪车”，但也属于高档汽车了。

这些年，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开车回家过年不是什么新鲜事。听凯哥说，一到过年，开回来的汽车经常把并不宽敞的村道挤得水泄不通，走路去街上赶场都很不方便，可见有车人家的比例在农村很高。

正和几个老乡说话的时候，就看见吴淑英从街上往家走。算起来，吴淑英也差不多是七十岁左右的人了，可看上去却像五十来岁的样子，不仅精神很好，穿着打扮也大方得体。见面后她很快就认出了我，于是热情地邀请我第二天一定要去参加她儿子的婚礼，对此，我爽快地答应了。和几位乡亲打过招呼，就有人问吴淑英：“听说你儿子是大老板，在临夏挣大钱。你儿子开回来的车要一百多万，还有前两天你家自己出钱维修公路，听说也花了不少钱，还有办酒席，七七八八也差不多几十万吧。”

听了有这些话，吴淑英满脸春风地笑了笑，欲掩却露地说：“啥子大老板哦，就是个下力气的。大老远的，娃儿们不过是挣口稀饭钱。我也不晓得那是啥子车，值好多钱。听人家说百十万吧。唉，四个滾滚一个壳就那么贵，我这一辈子也只挣不到个几万块钱啰。那条路，你们也晓得，只硬化到村委会这院坝里，路面烂得不行了，不修整一下那么接媳妇吗。修路是儿子找人修的，说是一共花了万把块钱。要我说啊，就那么长一截路，车开慢些也就过去了，花那些冤枉钱做啥子哦。娃儿们的事，我们老的也管不了。办酒席我也不晓得花多少，反正预备的三十桌，一切都是儿子媳妇在操持，我们也就是跑跑腿。”听得出，对儿子回家结婚所做的一切，吴淑英内心是很有几分自豪的。

和吴淑英他们这代农民相比，儿子买得起高档轿车、能够在外面找到自己的爱人、为了行走方便舍得自己花钱修路．．．．．．这一切是应该值得他们父辈们自豪的。

杨开平的新房子紧靠村道，有天下午路过时正好看见他站在大门前的院坝里，于是就高兴地给他打招呼，没想到他却没有一点反应。凯哥说，杨开平耳朵背，听不见，我于是走到他跟前去给他打了个招呼。定睛看了我一会儿，终于认出我时，杨开平热情的和我说话，说他耳朵不好，听不见，要我千万别怪他。

我下乡时杨开平才结婚。记忆中，他老婆总是阴沉着一张脸，嘴里不停地抱怨，因为听不清说的什么也就不知道她到底在抱怨什么。记得有一次，两口子在地里干活时还差点动手，我还给他们两口子劝过架。看见只有他一个人在屋里，就问杨开平他爱人和孩子。说起他爱人，杨开平一下子变得有些激动，拉着我坐在屋檐下的一张凳子上就给我说起了他的家事。

我还在读小学时就认识杨开平的父亲。有次，我代替母亲和街道居民去他们生产队帮助收麦子。因为人多，生产队用居民每人自带的三两大米做好稀饭后，却发现饭碗不够。差人到处借碗无果，有人就想到了杨开平的父亲，知道他节俭持家，没准他家能凑得够所缺的碗筷。当借碗的人被带到杨家阁楼上时，发现那里有好几摞土碗整齐地堆放在墙角一层厚厚的稻草上。那以后，一街人都知道杨开平的父亲节俭持家“有存累（喜欢收藏之意）”。

遗传了父亲的基因，杨开平也比较节俭。结婚后，他的一些做法总让老婆觉得丈夫是在刻意克扣自己的吃穿，因此总是抱怨，这就是我们当时看见杨开平的新媳妇整天阴沉着脸嘴里唠唠叨叨的原因。有了女儿以后，夫妻间的矛盾并没有因此而改善，只是老婆不再唠唠叨叨，取而代之的是两口子的互不说话，即便不得已不得不说时，两口子也是冷言冷语。

随着女儿慢慢长大，杨开平两口子的关系虽然并无改善的迹象，但因为过了年轻气盛的年龄且同在屋檐下几十年，倒也能做到相安无事。后来，女儿外出打工，结婚安家，不仅在下两买了房，还回到村里修了新房，——就是杨开平现在住的房子。

有了外孙后，女儿把杨开平两口子接到家中，一来帮助带小孩，二来也好有个照应。可因为老俩口长期的冷漠关系影响到了下一代，吃饭时杨开平经常捞不到上桌的机会。平时，他只能忍受，可有一年春节，他本来兴致勃勃地要和家人一起坐在桌子上吃饭，正准备上桌时，老婆却又给他单独安排了平时吃饭的茶几，更让他不能容忍的是女儿女婿居然没有一个人劝劝他老婆。一气之下，杨开平回到了自家的新房，几年来再也没有去过女儿那里。——尽管女儿女婿来请过他几次，杨开平说，从此后再不和老婆同住一屋。

见我抬头在看门外墙壁上安装的空调外机，杨开平没好气地抱怨说，女儿花几千块钱安这么个没用的东西，个个都是败家子。按他的话说，冬天冷了烤火，又方便又暖和，开空调根本不管用；夏天这里根本不热，即便有那么几天热，有把扇子就足够了，买这么个不中用的东西不是败家子是啥！

听了杨开平给我说的家事，我只能对他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安慰话。不过，从他的言语中，我还是听得出，她女儿女婿的生活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一定是他们老两口无法相比的。在我看来，这就够了，老一辈终将成为过去，而他们的后代才是这个社会的主流。

听说陈中科还住在他家的老房子里，我拉上凯哥要去看看他。来到陈中科的家门口，正看见他在打扫院子，见面后我们都比较兴奋。老房子早已不在了，他家现在居住的是后来修的新房子，几十年烟熏火燎，看上去也比较陈旧了。听见有人说话，陈中科爱人岳桂云从屋里出来，认出我后很是热情，忙不迭地请我们进屋。

屋里很杂乱，岳桂云一边招呼我们坐一边解释说她正在灶屋忙着。为了不影响她手上的活计，我跟在她身后打算去灶屋看看。走进灶房的门，我就看见大灶上面密密麻麻挂着的腊肉和一口大锅里正在清洗的好几块腊肉。岳桂云说，晚上有亲戚来家里，她正准备呢，并邀请我晚上也过去吃饭。很快，我们的话题就转到了她的儿子身上。

我下乡时，陈中科的儿子还小，不过两三岁的样子，现在应该快四十多岁了吧。一说到儿子，岳桂云就显得很兴奋，说她去成都儿子家里带孙子十来年，去年才回来。岳桂云告诉我，儿子在成都做房地产生意，在成都买了三套房。她在成都带孙子的时候，就住在儿子买的其中一套房子里。

听岳桂云说到儿子在成都买了三套房，我就想起陈中科的父亲陈联兴。我下乡时，陈联兴是生产队长，因为没有知青房，他打算把他家的房子腾一间出来给我住。因为离家近，我本来没打算在村里居住，要间房子无非是想放东西方便些。听说我打算去陈队长家的老房子居住，好几个村民劝我，说那房子闹鬼，晚上经常听见诡异的声响。就在我插队不久，就听说陈队长被公社苗书记点名批评了，原因是他占用集体一块水田打地基。那块地基我下乡时见过，在一处茂密的松林里，离他家老房子至少有三四华里那么远，当时我对老队长为什么要选这么个偏僻荒凉的地方打地基很不理解。

站在陈中科家的院子里，看着土墙斑驳的房子，我就想，老队长老实巴交一辈子，好不容易在荒郊野岭打了个地基，可因为占用良田熟地而被勒令停工；儿子艰苦奋斗大半生，通过创办粮食加工厂最终修了新房，搬离了那座住了半个世纪的阴暗潮湿密不通风夜里经常被老鼠野猫整出令人毛骨悚然动静的老房子；孙子在成都的一番打拼，短短十来年就购买了三套住房。

农民的后代，真是一代更比一代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