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厢偶遇之——香港老人

韦何新农

香港老人

在成都呆了几天，回深圳还是选择坐火车。火车票是在网上购买去程票的时候一并购买的返程票，铺位依旧是上铺。不过，有了前次的上铺经历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太大的不便。

上了火车，放好行李，环顾我铺位两边的其它五个铺位，都有了人。我这边的中铺和下铺以及对面铺位的上铺和中铺是四个年轻女孩，每个人都窝在铺位上目不转睛的玩手机，对身边的一切完全没有关注。对面下铺上半躺在一位看上去比较绅士的老者。花白的头发向后披着，梳理的很整齐。宽额头，瘦脸庞，一副架在眼睛上的金属边框的大玻璃眼镜，看上去很有精神；褚红色大格子棉布厚衬衣外面套了一件纯棉的灰色运动外衣，一条土黄色的灯芯绒直筒裤和脚上一双骆驼牌登山鞋，简单的着装显得时尚。

几次想与老者打个招呼，但他似乎并没有想说话的意思，只好作罢。在窗前坐着欣赏窗外快速掠过的青山绿水农舍田野时，却见老者也从铺位上起来缓慢走过来坐在我对面。向老者礼节性的打了个招呼，老者看了我一眼，嘴里含混地说了一句什么话，我没有听清，——但我确定他说的是白话。见老者没有聊天兴趣，我只好依旧默默地坐在窗前看着窗外流动的景物。

“你好啊！”确定是老者操作白话在给我打招呼时，我朝他点头笑了笑。

“老先生是广州人吧？去成都旅游？”我用普通话问。

“我是香港人。去成都旅游。”老人还是一口浓重的白话。

说来惭愧，在深圳呆了二十五年，我完全不会说白话，不过还是能听懂一些的。交谈中得知老人基本不会说普通话但能听懂后，我们俩便开始了白话和普通话之间的长聊。原来老者是喜欢聊天的，只是对聊天的对象有所选择而已，毕竟“话不投机半句多”啊！

老人很健谈，我也很有兴趣从一位香港老者口里知道香港时下的社会民生，于是当火车从重庆西站开出后一直到深圳站，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我俩几乎聊了一路。因为旅途邂逅，我们都向对方敞开了心扉，聊天中完全没有什么顾虑和遮遮掩掩，好多根本不会当着熟人同事面说的话和事情，我们都能毫无保留的向对方倾诉。

老人名叫陈濠，今年已经八十一岁了。这让我有些吃惊，从面相上看我以为他不过七十出头。如此高龄还一个人外出旅游，让我有些不解。以为老人独身，他却告诉我他有老妻和四个儿女。老妻十几年前皈依了佛门从此不与他共同居住；两儿两女都已成人自立门户，但老人始终不愿与任何一个子女共同生活而是在退休后向政府申请了公屋独自居住。这样的生活方式就已经让我惊讶不已，不料老人还告诉我，他祖籍台湾，这更加让我好奇。

从老人的话中我得知，老人的父亲在日本人统治台湾期间加入了国民党。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因为在台湾从事抗日活动被日本人悬赏缉拿而不得不逃亡上海。三十年代中又辗转从上海来到香港就再也没有离开。父亲在香港结了婚，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陈濠。父母亲在香港开了一间茶餐厅，在生意有了起色后，父亲又将唯一的妹妹从台湾接到香港共同打拼。随后的几年中，虽然香港经历了日本人的统治，但父母和姑姑不仅茶餐厅生意兴隆，而且两兄妹俩还一起在新界购买了三块土地用于蔬菜种植直到1952年父亲去世。

父亲去世时陈濠已经十五岁了，当时在一家印刷厂当学徒。父亲去世后不久，姑姑姑父就开始变更三块用于种菜土地的归属，几经周折三块土地全部归于姑姑姑父名下，从此母亲和两个妹妹只能依靠父亲留下的老旧茶餐厅和陈濠微薄的打工收入维持生计。五十年代初期，香港因为各种原因经历了空前的经济大萧条，陈濠家的茶餐厅在维持了两年后终于关门大吉，从此一家人的生活只能靠陈濠打工和母亲做钟点工的收入支撑。为了能让母亲少操心，也为了两个妹妹能够继续上学，陈濠那几年一个人打了两分半工，每天最多只能睡三个小时。

五十年代末，香港经济开始复苏。这时母亲已经去世，大妹妹也出了嫁，陈濠通过自学考上了一家私立小学当老师并结了婚，爱人在一家佛物用品店打工，家中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六十年代中期，待小妹妹出嫁的时候，陈濠已经有了两个儿子。这期间，香港的经济开始腾飞，于是陈濠辞去了教师的职务，在香港开了一间机具加工作坊，生意很快就相当红火。到七十年代初，两个女儿相继出生，陈濠已经在香港购置了两套房产。小日子算得上当时香港的中产阶级了。

为了让子女日后有个好的归宿，陈濠花大价钱送子女去好学校读书并一直把二儿子和大女儿送到了加拿大留学，大儿子和小女儿则在香港完成了大专学业。陈濠与妻子辛苦打拼大半生，到了九七年香港回归后，他又抄底买了两套房子。自此，陈濠要为每个子女购置一套房产的目标得以实现。

九七年香港回归时，陈濠已经六十岁了。原本打算将自己的作坊交给大儿子打理，可大儿子却钟情于贸易。香港回归后的起初几年，经济十分低迷，好多港人纷纷移民，自己机具作坊的生意也每况愈下最后不得不低价转让。那几年，香港房价崩盘，对面深圳的房价更是白菜价，于是陈濠将作坊转让得来的钱在深圳买了两套房产，打算将其留给自己和老伴作为安度晚年的依靠。可没成想就在香港回归的第三年，老伴却毅然决然地告别她自己设在家中早晚功课的佛堂而彻底皈依了佛门，从此剃度为尼吃住在寺庙。开始陈濠还以为老伴有什么难以诉说的苦衷才选择“出世”逃避，可几次在庙里与老伴相见，看她一脸平静超然物外，就知道老伴是长期在佛物店中耳濡目染、自家佛堂上虔诚膜拜，授业于无形之中，岂是俗人几句俗语所能劝得动的，于是只能怅然若失孓然而归。

在老伴皈依佛门的头一年，四个儿女轮流邀请父亲去各自的家中居住，可飞速发展的香港，每个置身其中的人都恨不得一天当两天用。每个人都行色匆匆，而身体健康硬朗的自己却只能待在儿女家中无所事事。于是，打小就养成的独立自信的性格再一次在他的内心迸发。思前想后：相依为命的老伴皈依了佛门也算有了自己最好的归属；靠着自己的打拼不仅实现了为四个子女买套住房的愿望，而且四个子女都已成家立业生活稳定；自己已六十有五且身体健康，虽然子女盛情相邀与其同住，但两代人对社会的见解、生活方式、作息时间以及待人接物都相去甚远，时代变革产生的代沟早已成了他们之间无法逾越的天堑。每每看见儿女们看似恭恭敬敬递到自己面前的礼物，但内心不过是籍此作为例行公事而为之的时候，陈濠感到的不是天伦之乐，而自认为这是在以自己长辈身份绑架孩子们的情感。于是陈濠便在2005年深圳房价暴涨的前一年出售了自己名下在深圳的两套房产，然后在香港申请了一套200尺（约合18平方米）的公屋。从此与一帮和他经历差不多的老头老太太为邻。每天，大家相聚谈天说地、郊游远足、早茶午餐，活的悠闲自在。从住进公屋那一年起，每年陈濠都要花两三个月时间独自一人背起背包去世界各国旅游。喜欢一个人独处的陈濠每年春节也不去任何一个子女家中，不是去北美就是去欧洲旅行。十来年时间，他已经走遍了五大洲的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前些年，内地一些人特别向往成为一名香港居民。为了能够快速入籍，一些内地妇女通过婚嫁的方式移民而成为香港居民。2000年以后，陈濠就不止一次经人介绍与内地女子相识，这些女子大多比较年轻，有的甚至只有二十几岁，几乎可以当自己的孙女。陈濠告诉我说：他知道这些妇女不过是把他当成一个跳板，婚后一旦获得了香港居民身份，就会离他而去，去寻找自己想要的归属。就在去年还有一位北京的四十岁出头的女子通过熟人找到陈濠，清楚地告诉他说，女子愿意给一笔钱和他假结婚，对此陈濠依旧婉拒了。按陈濠的话说，前几年都不愿意做的事情，到了这个年龄就更不愿意了。

在谈及港独和回归前后香港居民生活的话题时，陈濠显得比较兴奋。提高了嗓门对我说，回归后，一般香港居民的生活比港英政府统治期间不仅要好，而且好得很多！这和我多次与香港人接触得到的回答是相同的。对于港独，陈濠认为，那些年轻人不过是为了利益而为之，根本和所谓的理想扯不上关系。他认为，那些闹港独的人，一是根本没有经历过几十年前港英政府统治香港的种种弊端，二是这些人虽然有欧美留学背景但对优越生活的向往远远超出自己的能力所及，于是便成了国外某些势力和香港本地反对派的工具。听到陈濠对港独的讲解，我不得不佩服老人头脑的清晰和对时事看法的理性。

陈濠告诉我说，香港回归后的这二十一年时间里，香港发展远比港英政府时期要快得多，政府对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和医疗康养方面也做得相当完善。趁着自己身体状况不错，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打算去内地好好玩玩。这一次他在成都住了三天。按他的话说，因为之前对内地不大了解，这次成都之行只是探探路而已。内地人的友好和发展速度远超陈濠的想象，所见所闻都让他感到非常惊讶。于是，他打算接下来就要去周游全国！

火车到达深圳已是晚上八点多种，陈濠告诉我他还要从罗湖口岸过关回家。和他挥手道别后，看着老人背着双肩包步履稳健的背影，我衷心祝福他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