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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葫芦
文/赵科地
家乡人称来陕西关中割麦的甘肃人叫“毛葫芦”，其实就是麦客。随着关中麦田面积逐年减少，机械化进程加快，收割机已完全代替了人工收割。经历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毛葫芦割麦已成历史，时至今日已完全绝迹，然而，过去被称作毛葫芦的甘肃麦客，因在关中麦的关键时刻，和乡亲们一块儿起早贪黑、早出晚归、龙口夺食、抢收抢种，帮了陕西关中乡党的大忙，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抹不去印记，时隔十几年，仍历历在目。
麦子黄了，一大片，一大片，遍地铺金，风吹麦浪，波涛四起，庄稼人来到田间地头，揪一枝麦穗，放在掌心，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在掌心反复揉搓，一口气吹净麦里的芒屑，紫红色的麦粒饱满，一颗，两颗，四十多颗，那神情充满着幸福和庄稼人过光景的踏实之感。然后在掌心之间来回倒腾，猛然间，一下子按在嘴里。嚼着饱满紫色的麦粒，反反复复，嘴角不经意间沾满了白色奶酪状的粘汁，醇香，庄稼人脸上会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关中一年两熟，收麦后，腾出地要种玉米，老人们常说“夏天争晌数，早种一晌，早收十天。”收割播种显得特别紧张，连种带收。麦子一旦成熟，如不在短时间收割完毕，一场阴雨，麦就出芽。那样，一年吃的就是芽芽麦，蒸出的馍有糖稀的甜味，擀面是短节节，酥，不筋道，如同上顿剩下隔夜面。这时候就想起了麦客。骂麦客、想麦客、恨麦客、盼麦客是多少年，多少代关中人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
我们这里的麦客，一般都是甘肃陇东、平凉、天水一带人，每年一到陕西关中麦子成熟，他们会成群结队地往这边跑。扒火车，特别是货运列车，是麦客们出行的主要方式。一列火车，只要是由西向东开的，他们不管你开往哪儿，在哪个地方停靠，什么车站、班次，全然不顾。在他们眼里，那就是载他们的专列，像自家的车子一样，随便攀爬，随意上下。关中麦子成熟下镰的时节，成千上万的麦客涌向火车站，扒上货车，钻进高高的火车货箱里，深不见人。有的坐在货箱之间加挂的平板车上。一节平板车上八九个、五六个不等，有背靠背看沿途街道村庄的，有几个围成一堆玩扑克、耍大王打分、争上游的。攀爬火车如印度人乘车出行一般。
麦客们有兄弟搭帮，爷孙一起的。改革开放后，还有很多夫妻搭档的，更多的则是同村同庄的乡党，对脾气，由一个有经验的、头脑灵活见过世面的人带领。很少有父子一块儿出征的，父子俩一起干活很别扭，累得精疲力尽的时候，想开个荤点的玩笑，过过嘴瘾轻松一下是不行的。儿子和父亲天生就像仇人一样，总是敲打不到一块儿。
从前，甘肃那边很贫困，生活苦憔。不管是干活、做生意，办事到了关中，乡亲们不会用公家的同志称呼，而对外地来的人都称“客”，以示尊敬。种瓜的叫瓜客，割麦的叫麦客，有时还亲昵地直接称为“客”，省掉那个“麦”字，“让客把饭吃好……”“让客歇一会儿”……
记忆中麦客中有一女毛葫芦，至今让人难以忘怀。长途跋涉，艰难岁月的侵蚀，掩饰不住她楚楚动人的模样。她的名字叫九香，是“九”还是“久”，反正发音是这么叫的。我家隔壁的三爷去集镇迟了一点，男麦客都让人叫完了，眼看麦子熟透，再不割会落一地，如果再下点雨，麦就要瞎到地里了。三爷没法，只得叫了街道唯一剩下的这个叫九香的女人。
她三十四五岁的样子，头上顶一块白蓝相间格子的羊肚手巾，上边又戴一顶草帽，那毛巾从脸上吊下来，有点像鬼子兵的帽帘一样；个头不高，眼睛活泛，看起来麻利、灵活。中午三爷让我到地里去送饭，麦客一般不回家吃饭，怕吃饭耽误了割麦。吃饭时，他们会趁这点工夫伸伸腰，用甘肃当地土语叽哩哇啦说几句他自己能懂的话。一边吃饭，一边磨镰，为下一段积蓄力量。
九香割过去的麦茬低，茬齐，麦捆子放得整齐。她穿一件圆领汗衫，浑身湿得粘贴到身上如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她躲在几捆立起来的麦捆背后，脱下圆领汗衫，前后倒着重新穿上。我发现她下面竟什么也没穿。我屏住呼吸，尽量不弄出声响，免得让她尴尬。少顷，另一幕让我多少年都不能忘怀的情景出现了。她警惕地看了看周围，好在并没有发现我，蹲在地上，双手向地上挤自己的奶，挤了一只，又挤另一只。后来才知道，她搁下自己两个月大的孩子，为的是不错过关中一年一次割麦挣钱的机会。晚上收工后，她私下打听谁家有吃奶的孩子，喂喂奶，让自己轻松一下，如今同村三十多岁的兵良还吃过九香的奶。生计所迫忍心放下自己正吃奶的孩子背井离乡，我至今回想起来心情还很沉重。
麦客们的装扮，一看你就知道，一顶破草帽，草绿色的确良裤子，公安蓝上衣，有的则是蓝的卡中山装，从那发白的肩膀可以看出岁月沧桑，风霜侵蚀。多数人腕上戴着关中人多年不戴的手表，明光闪闪，一条兰州尿素袋永久缠绕在木镰把上，有的则是背上一条尼龙绳捆扎的蛇皮袋子，里面装几件御寒衣服，走街串乡。从他们背上白白的汗渍，你就能读出他们生活的艰辛。
父亲当年给我说，叫麦客先看麦客的吃手，吃不动就割不动，耽误事。收麦那是龙口夺食，抢时间，争速度，所以那些细腰条、文净的小伙子主人家是不会雇的。
我们家乡土地肥沃、雨水充沛、盛产小麦，好麦子长得密不透风。麦客们也喜欢这样的地块，能向主人要个好价钱，主人因麦子长势好心里喜欢高兴，也愿出个大价雇人。
甘肃麦客尊敬地称关中主人家为掌柜的。用很重的甘肃口音说：“昌会的，我一天能割二亩地呢。”那时，我们这里的人，一天也就一亩多。因为甘肃麦客的割法叫“踢跑镰”，腰一弯，一脚踢起割倒的麦，一手顺势一抱，三下五除二，就是一捆，有经验的老把式动作麻利地扭起一道腰，飞快地一捆就好，当你还在一愣神时，第二捆也整齐地放在了地上。捆出的麦捆紧，你再倒腾也不会散。
我们这里的人一般是割攥把，慢，当然这样省力些，再强壮的当地劳力，怎么也比不过甘肃麦客。
夏天正午天气最炎热的时候，正是麦客们挥汗如雨大干的时候。这时候由于太阳晒干了麦秆上的水分，麦秆脆，没了韧性，割起来快；而此时也是最难熬的时候，高温、曝晒，巨大的体力支出，往往当你送饭到地里，麦客们吃饭前会一头倒在地里的坟头或路边矮草地上，伸腰歇气。否则，强烈体力透支后，如果不缓一下神，饭是吃不下去的。如遇到雨过天晴的日子，正午正是湿热暑气最厉害的时候，蒸得人如在蒸锅里一般，乡亲们都说麦客的壳子硬。
有一年，我家叫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半大小伙子。蓝色运动秋裤，胸口的金属拉链扣已经掉了，左边领子上的拉链也少了一截；解放鞋看上去有些年月了，已不见原来的颜色，鞋带是用绽股的塑料电线做的。带回家来先吃饭，小伙子一顿吃了几乎我们一家人的饭。那一回，我才真正见识了麦客的饭量，父亲还给了小伙子一盒自己平时不舍得抽的大雁塔。谈好了价钱，领到地里，指了地畔，父亲让我回去忙别的事情。到送饭的时候，他走到地里一看，狗日的甘肃娃嫌我家的麦子厚，割不动，跑了。父亲怜惜他给了一件我的旧衣服，人家连磨石也一同拿走了。地头只割了两捆麦，那一天再没找下麦客。因为我们割了别处地里的麦子，那一块长得最好的由于没及时割；紧接着一连几天的雨，让麦粒芽到了地里，父亲只要一提起，就骂：“哼，把这狗日的甘肃娃…..”骂归骂，但心里也总觉得他毕竟只是个孩子。
是的，家乡人也曾说：十个麦客九个贼。说他们见啥偷啥，向食堂要碗面汤，喝完后连碗带走，一双筷子也不放过。搭车，一眼看见刹车绳，解下来就跑……所以每当麦客割完麦子时，我们这里只管饭，不管住。麦客们都集中在街道屋檐下，理发店、铁匠铺门前，铺开蛇皮袋子，枕上半截砖，不管天晴下雨，睡得呼呼响。那窄小的街道上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麦客，如同赶集一般。同乡的，同村的，一围一大片，这条街道也就成了麦客们的天下。
当撂倒一大片麦子时，他们会有成就感。割得好的，主人家一家传一家，等候的人排队。他们从中享受到受人尊重，劳动得到认可的喜悦，美滋滋地猛吸用报纸卷成从自家屋里带去的漠合烟……
心眼活泛的小伙子，主人家里吃饭时，会帮主人干些家务杂活，跑前跑后，直让主人夸这娃灵醒，会将自家孩子不穿的过了时的衣服、鞋帽送给甘肃娃。
而当这些甘肃客回到老家后，又直夸陕西人实在。白杠子麦面馍尽饱咥，三四指宽，筷楞子厚的大面……呀，那个香！直让当年没去过的那些乡邻羡慕。特别是有那么一两个利索小伙子，不但在陕西挣了钱，还引回来一个关中媳妇，成了周围十里八乡人们饭后闲聊必不可少的话题。如我们改革开放后，家乡小伙去国外打工，引回来一个德国、法国蓝眼睛、黄头发白人姑娘一样轰动。
有的还有鼻子有眼地说，陕西关中女人爱甘肃小伙。陕西人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甘肃客说“关中的媳妇陇东的汉”。说陇东小伙高鼻梁、大眼睛、深眼窝，核桃吃得头发黝黑，艰苦环境练得身强力壮，带劲的很。他们说自己听见过关中一位见多识广的年轻媳妇与同伴闲谝时说的话：“咱们这儿的男人，没劲，上来把你摸摸揣揣、抚抚掀掀的，真让人难受；哪像人家甘肃小伙，一上来，日的一下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你撂倒，真带劲。”这些话可能是麦客们不经意间在僻背处听关中媳妇们私下闲谝时说的。结果一传十、十传百，有的甘肃客可能还真的得了手，做了回“带劲的”麦客。而有的却因为想尝试一下这样的传说，连割了一夏天麦子的工钱也倒贴了进去，还被“昌会的”打得鼻青脸肿。被骂：狗日的毛葫芦，瞎得很。
出来割麦子挣钱，用甘肃麦客的话说：“肘肘（镰刀）挣钱，混个肚儿圆，主要是逛世界哩。”的确也是这样，很多人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走出贫瘠荒凉的沟壑、山川，来到一望无际、物产丰腴的关中平原。看看热闹的集市，和铁路沿线喧嚣的厂矿。等回去以后算账，挣点化肥钱、孩子上学的学费，持平的多，不过是混个人。而相当部分人还亏下了，中途饥一顿饱一顿，得下病，回去看病欠下了债务。很早的时候，看到一本杂志上登载了一则关于麦客的案例：说是在一片未割的麦地里，一起去关中割麦的两个同伴，一个一时心起歹意，趁同伴不注意用镰刀杀害了他，抢得了五六十元的割麦工钱。还听说有被火车撞伤的；有因迷路而翻山越岭、趟水过河导致受伤的；运气不好的甚至丢了性命。因而，这又是一部人类的血泪史。
麦客们把割麦叫赶场子。有麦割的时候叫赶上了场子，没有主家叫的时候叫没场子，寻找下一个村割麦或去下一个地方叫转场子。我没有考证，这些称谓是不是专对割麦而说。而在我们家乡日常生活中,把急着办事,马不停蹄地跑也叫赶场子。足见其赶场子是件火急火燎的事。
麦客们朴实却也不失精明，他们割完麦后，不用尺子量，在地里走一圈出来，报出的亩数极其准确。然后问等在地头的主人家：“昌会的，对呀不？”当关中掌柜的给钱时,他会把手在汗渍浸透的衣角上使劲搓一搓，双手接钱，显得很有礼貌。而当大度一点的主人不用他找那几个零头时，他的脸上会绽出异样的神情。眼睛里闪烁着辛酸与幸福，反复说：“昌会的，我明年还来，你真是个善人……”
乡党中也有些年轻张狂的人。他叫黑蛋，和我同村同岁，也就二十八九岁（九十年代初期）。那时因冬天里的一把火而仿费翔的装束，大红衬衣、雪白的喇叭裤，蛤蟆镜不戴挂在胸前的扣子上，和人交谈不下自行车，一腿着地，一腿搭在自行车梁上。家里父母去世早，一个人过活，懒散、身困。上年秋天播种麦子时拖拉机的耕费，等到第二年收麦子还欠着，等卖了麦子才付播种耕费钱，肥料也是到处欠，但每年都会叫麦客收割。
在邻镇的街道上叫三个麦客，到食堂饱咥一顿，棍棍面要双份，肉臊子要双份。三个麦客高兴地，说碰到了好主家，比在别的主人家吃饭油水大，肉多。上地收割时，一人一瓶桔子汁，吃完饭拿上饮料，直接从街道引到自家地头，指了地畔，给三个麦客说：“你们好好割，我给咱准备响午饭去”。三亩麦子割完，左等不见主人，右等不见黑蛋，快到日头落山时，也不见人影。后来向周围人打听，邻家主人说：“你们还找歪货要钱，他种麦子的钱还欠着呢……”麦客们无奈的尽了一天义务。家乡人说黑蛋瞎熊，年年放虎，毛葫芦可怜的，不嫌遭罪，而麦客们也只好自认倒霉。
当然，麦客中也有死懒肉困的，出来割麦，不好好弄，坐在街道，东打听一下行情，西瞅瞅一下阵势，总想一撅头挖个井。用关中人的话说，力气拿戥子称。当陕西掌柜的挑麦客时，他们磨牙拌嘴：“哼，就给歪一点儿钱，还不如我睡觉。”头一偏看了别处。陕西掌柜的说：“小伙子，价钱不错咧，甭坐咧，整天坐下给球说书，你能挣个熊，不想咥大面？”
这些麦客也鬼得很，麦客少，叫的人多的时候，他们也会挑拣。一看穿戴齐整的女人，推一辆大链盒凤凰轻便自行车，他们会一起围上来。他们知道这是职工干部的家属，首先茶饭一定比当地农民家的好，再之，有好烟好茶叶。碰上好点的主人，不但割麦，还会出大价钱让你把割倒的麦子拉上麦场，别提那多好的心情。所以，当有人叫这些麦客的时候，他们不大搭理，心里也总想着好事。没有碰到推大链盒漂亮职工干部家属的，这才和当地主人家一阵讨价还价。陕西掌柜的一顿数说加谩骂，最终达成协议。
麦客们跟着主人到家，当然是先管饭，再熬茶。他们喝茶瘾大，发苦的酽茶最适合口味。吃饱喝足，主人会领着去那片最厚最密的地块下手……
他们像候鸟一样，能很准地算出关中麦子成熟的时间。适时来，即时走，在关中割麦如过年，年复一年。很多人很后悔，说：“明年再不去了，不受那罪了。”而到来年陕西麦黄了，一看别人做好了起身的准备，又坐不住了，又止不住地出去赶场子了。他们没有人组织，没有领导，没有出发的前奏准备，没有什么顾虑，说走便走。
一把镰刀，一顶草帽，一个尿素袋，构成一幅凄美的黑白版画。
经历了多少年、多少代的甘肃麦客，是关中夏收的功臣。他们没有因人们的轻蔑、嘲笑而止步。他们凭着两条腿翻山越岭，披星戴月、风餐露宿。有场子时能吃上一顿饱饭，没场子时，就地乞讨为生，为了混个肚儿圆，挣一点小钱而付出了巨大的人生代价。
农民是过去年代社会最底层的人，是最辛苦的人。而麦客则是给农民打工的人。几十年过去了，如今麦客已经绝迹，街道上再不见那成群结队、戴草帽、木肘镰上勾一个尿素袋子的毛葫芦。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都会深深地怀念那时候的麦客——家乡人称的毛葫芦。而那个时候的麦客，也许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部分在他们老家或扑出去在外地，干了大事，成了大气候了。我想，他们也依然会怀念在陕西关中当毛葫芦的时候，想起那些给他们工钱和饱饭吃的“昌会的”，想起那无边无际的金色麦田……但愿他们一切都好！
来源：周至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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