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大哥大“

韦何新农

“大哥大”

不怕人笑话，作为通信行业的从业人员，1989年6月初当我在上海外滩第一次见到有人在腰间皮带上别了一个BB机的时候，第一反应居然是，此人一定是那种国外反恐电影中的特工或者类似的工作人，心里便不用自主地升起一种神秘和敬佩。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在上海出差的那几天，只要在街上行走，我双眼就会下意识地往熙熙攘攘的路人腰上瞟，只要发现有人别了那么个小小的黑盒子，心里就有了各种猜想。还好，当时的上海街头，腰间别那玩意儿的，基本就没有女性，否者，一双眼睛贼溜溜地在人家姑娘小媳妇的腰上扫来扫去，一旦被人发现，真不知要把我当什么人呢！

比起第一次看见BB机的好奇，第一次见到“大哥大”我就淡定了很多，——尽管心里对手持“大哥大”的人的崇拜之情比第一次见到腰别BB的人要高出好几倍。

记得那是1990年的秋天，我去成都出差。周日上午出门逛街，不知不觉中就溜达到了天府广场附近的一家电影院门前，随着人流我也买了一张十二点的电影票，——看电影倒是个消磨时间的好法子。电影很精彩，接二连三的战争场面扣人心弦引人入胜。可就在我和周围的观众被电影画面深深吸引的当口，就听见一连串清脆的电话铃声凭空响起，声音之大甚至盖过了电影中轰鸣的枪炮声和呐喊声。这电话铃声咋有些和电影画面不搭调呢？心中正在疑惑的当口，就见我正前排有个人手里拿个东西，凑近耳朵开示惊呜呐喊般的“喂，喂，喂，喂. . . . . .”看那架势，全然没有对正在看电影的观众有所顾及。

面对如此没有修养之人，我正待挥手想要提醒他的时候，借助电影光柱的反射，我才反应过来，此人手里拿的居然是一部“大哥大”。总算亲眼见到了香港电影画面中黑老大手里的“大哥大”，总算亲眼见到了至少价值五万多元的“大哥大”，我正在扬起的右手却没有用于去阻止那人，而崇拜的心态却在内心迅速发酵，双眼也从电影屏幕移开进转而全神贯注在那人的“大哥大”和他的通话上。

“喂，大点声！听不清，你大点声啊，你！”

“. . . . . . ”

“什么？你说什么？哎呀，我在电影院看电影呢。你咋回事，大点声啊. . . . . .”

在一声高过一声的叫喊中，“大哥大”男居然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一手将砖头一般大小的“大哥大”贴近耳朵大声武气地拖着长音讲着电话，另一只手还大幅度地随着讲话的声音不停地舞动。一番努力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我也开始为“大哥大”男不能顺利通话而有些着急。就在我以为此人要放弃的时候，就看见他在一只手的扶持下一前一后地将两只脚站到了座椅的翻板上。在旁若无人地调整了几下身姿让自己站稳后，又开始昂起脖子大声呼号了起来。声音之激越，动作之夸张，还有那份目空一切毫无顾忌的样子要是放在平时，不知要引发多少人的侧目和干涉，可此时“大哥大”男的所作所为不仅没有引起我的丝毫反感，拿眼扫视了一下周遭，我还惊讶地发现，凡我能看清表情的观众，他们注视“大哥大”男的眼神居然和我一样，都是满满的艳羡！

“好了好了，总算听清了，这下子听到了。妈的，花了老子五六万整的个‘大哥大’，不站在高一点的地方还听不清呢，锤子的！”

“. . . . . . ”

“哦，嗯，啊。好了，我知道了，不就是晚上在锦江宾馆吃饭吗。我知道，我知道！新来的那个香港大厨鲍鱼做得好，哦，晓得了，前几天就订了南非绿鲍？好，好，这个不错。OK，OK，知道了，别啰嗦了！我还要看电影呢，锤子的，挂了！”

目视着“大哥大”男收起他的“大哥大”并重新坐好继续看电影，可我却不能专心在电影屏幕上了。眼睛本来盯着屏幕，可心里琢磨的居然全是那个“大哥大”男和他手里的“大哥大”：他是个什么人呢，大官？大老板？每月收入上万？要不他咋就能随身拿个价值五六万的“大哥大”呢？我当时是县邮电局的机务员，月工资不过百八十元，此人手里的玩意儿那可是我差不多两辈子的全部收入，——而且还是不吃不喝的那种啊！

1993年夏季，我下海去了重庆，在一家私人通信公司做销售，我的老板也正好有一个“大哥大”。为了携带方便，老板的“大哥大”是装在一个长方形真皮黑色提包里的，因为时尚也因为方便更因为它是携带“大哥大”的专用手提包，那二年这种提包也就成了“大哥大”的标志性物件，以至于好多卖不起“大哥大”的人也去夜市路边摊买个人造革或者塑料的拧在手上，用以满足某种心理上的慰藉。

因为协助老板谈成了几单生意，老板和我渐渐走得比较亲近，谈论的话题也就多了起来。不过，让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老板随时随地都拿在手里的那个装了“大哥大”的黑色真皮提包，琢磨着什么时候找个机会求求老板，可否能把他的“大哥大”也给我把玩把玩。

一天中午，走访客户回公司，见老板一脸阴沉，正准备要去向他汇报工作的我便有些犹豫。正待转身离开，老板却将我叫住了。坐在老板办公室，老板将电信局的刘处长好一通批。那几年国内的通信网络还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作为小交换机销售的通信公司，凡是销售给市内机关单位的设备都要向电信局申请入网和中继线路，而刘处长正是其分管领导，一手掌控着全市所有的小交换机入网和中继线路的审批权力。一番询问，老板告诉我，又是那个刘处长，因为中继线路要到两个月后才能申请下来，已经说好要交定价的合同，又生生地被刘处长小舅子的公司给抢走了。

正待我开口想要劝慰老板几句时，却见老板冷笑一声，然后移步坐到靠墙的一个放有一套茶具的精致专用茶桌旁，示意我也坐过去。到底是老板，气量就是比一般人大得多，本想拍拍老板的马屁，但觉得有些虚伪我没说出口。转头看见老板的“大哥大”还放在他的大班台上，我便借机将其给他拿过去，也顺便亲手摸摸向往已久的“大哥大”。磨砂的机身幽暗光滑，浑圆的天线柔软修长，机身凹陷出镶嵌的几排按键字迹清晰边沿光洁，看上去整个机身仿佛都闪着富贵的光芒。

见我双眼痴迷的样子，老板说，就这么个东西，从买机器到办理入网、通话注册和长途权限一共花了他五万多。见我有些吃惊，老板便开始一笔一笔地给我算了起来：机子必须按电信局指定的牌子。那时候电信还没有分家，全国只有电信局一家经营所有通信业务。一部“大哥大”最低要价两万八，接着就去电信局进行开户，通话注册，如此又花了一万五，这部手机就算可以拨打市内电话了；如果打长途，还必须申请长途电话权限，国内长途权限六千，国际两万。咱们只做国内业务，交了六千元办了长途权限，再加上为了开户给电信局的人送礼，办理这么个小玩意居然就要了他五万三千元！

“你说，买一台车才多少钱？在市里买套房才多少钱？我这哪里是拿的“大哥大”啊，我整天提溜在手里的那就是一台车一套房啊，日妈的！都说手里提溜着这么个玩意那就是身份的象征。屁话！还身份的象征。别说在人家刘处长面前，就是在他手下的任何一个工作人员面前，我他妈连的孙子都不是，还身份的象征呢！”

一边将“大哥大”拿在手上把玩，老板一边满怀感慨地和我发着牢骚。在喝了一口香茶后，老板看着我若有所思：“好久没给弟媳通话了是不是？哎啊，来来来，别用固定电话了，就用我这个给弟媳打个电话。小夫妻的，别说天天报平安，每周总要打通电话哦。”本来还要假装推迟，但老板已经将“大哥大”递回到我手边，我也就顺势接了过来。

从老板手里接过“大哥大”，一阵兴奋过后，我居然不知道如何使用。见我没有动作，老板说，和座机一样，打你家的电话也要先拨“0”，然后再拨区号和你家的电话号码就行了。在老板的一番示意下，我总算正确地拨全了号码，想着如何告诉老婆我正在用“大哥大”给她打电话，心里便泛起一阵涟漪，可让我失望的是，家里的电话一直没人接听。

1998年，我供职的一家深圳通信公司要给部分经常出差的技术人员每月报销300元长途通话费，但前提是报销话费的人必须自己购买手机。那时候，“大哥大”的称呼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话题，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种更流行的叫法——手机。权衡再三后，我咬咬牙发了狠心，去华强北转了几个小时，在比较了上百个手机店铺后才最终花了一千一百元买了一个功能最简单的美国摩托罗拉手机。手机外观比较丑陋，不仅有个外露的天线，按键也是裸露在外的那种，放到衣兜里时不时就被触动而自动拨出号码，——尽管为了防止意外拨号，手机在出厂前已经设置了两键联动才能有效拨号的功能。

办理了手机卡，迫不及待地和远在老家的父母老婆通了电话，总算是过了一把手机说话的瘾。那以后，心里就一直期待，期待着手机响起，也好过一把通过手机接听别人拨打我手机的瘾。真是越想啥就越不来啥！时间足足过去了四五天，随身不离的手机，它就没有响过一次。在一个周末的晚上，手机总算第一次响了，那一刻，我兴奋得简直有些不知所措。兴致勃勃接听后，却让我非常失望，因为对方说他打错电话了。

没人拨打手机确实让人有些失落，但身上揣个手机总还是让我觉得有些异样，无论如何，那可是当下比较奢侈的通信工具啊。基于这样的认知，行走在外，总喜欢在人多的地方将手机掏出来，一边假装拨号一边窥视周围人的反应，——尽管基本没有引起别人注意。那年夏季的一天，和同事去大梅沙海边游玩，下了公交正往海边走，就见小卖部门前一个拾荒老汉一边整理地上的纸板杂物一边从衣兜里掏出手机，一番拨号后将手机对着嘴巴而不是贴近耳朵，说：“好，好，你给我留着，一定给我留着，我马上就过去拿！”

之前听人说现在收破烂的都用手机，我还不信呢，这眼前的一幕总算让我明白：而今现在眼目下，手机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能证明身份的“大哥大”啦！